彭洋在哪家医院坐诊 http://news.39.net/bjzkhbzy/210716/9192503.html远逝的风景：明代皇城与王陵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在历史长河中，一代接一代的先人随着他们的时代慢慢地老去，给我们留下了厚重的史书和越来越淡的历史痕迹。而作为先人们活动场地的城市，也必然有着它的兴衰更替，前世今生。
成都是四川的首府和四川最重要的城市，它最大的特点是，自从它初次筑成以来，虽然屡遭变故，但地址基本没有大的变动。历史上，成都曾有龟城、大城、少城、罗城、锦官城等别名。自从公元前年张仪在今天的成都修筑大城和少城后，年的光阴里，成都也多次因兵火而饱受蹂躏：如前面我们提到的公元年，东晋大将桓温消灭成汉后，下令拆毁了少城。隋文帝时，蜀王杨秀在少城的瓦砾间重新筑起“通广十里”的城池；到了唐代，又因年代的久远而摇摇欲坠。唐朝末年，西川节度使高骈主持修建了罗城，基本具备了后来成都的雏形。但到了几百年后的明朝初年，历经了五代、宋末和元末战争的成都，已经破落得不成样子了。
朱明王朝是一个内敛的朝代，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加强了中央集权。它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先后把他众多的儿孙分封到全国各地做藩王，以便一旦朝廷有变，藩王们可以勤王应变。明洪武十一年（），朱元璋把他的第11个儿子朱椿封为蜀王，封地即在四川成都。历史上把朱椿称作蜀献王。
朱椿受封时年纪尚幼，还无法到成都赴任，朱元璋把他送回老家凤阳暂住。到了年，朱元璋派景川侯曹震等人赴成都为朱椿修建蜀王府。在民间的野史和笔记里，关于修建蜀王府的前后过程，还有一段故事。
据说，具体负责修建工程的是一个姓康的太监，人称康公公。康公公到成都时，成都虽然仍有芙蓉城的美称，但蜀后主孟昶时代的芙蓉早已杳无踪迹。康公公站在成都城头，为了给蜀王修一座有特色的王宫而绞尽脑汁。他随行的建筑师们向他建议：要想恢复以前的芙蓉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也不容易弄出特色来。皇城是蜀王的宫殿，必须建在成都城的中心位置，力求把它弄得美轮美奂。
康公公采纳了这一建议，把蜀王府的地址定在了今天成都人民南路的展览馆到红照壁一带，那里是整个成都城的中心。至于为了修建王府，有多少商家和居民被迫搬家避让，历史上没有记载，只能凭借我们的想象力了。
可能是为了讨好朱椿这个深受朱元璋喜爱的藩王，康公公在王府的修建过程中，完全不计成本――反正这些钱都出自四川的老百姓，只要能讨得朱椿乃至朱元璋的欢心，多花一点银子又算得了什么呢？
修建时间长达5年。多个日子里，数以千计的工匠们流着汗水忙碌着。几人合抱的珍贵楠木从成都周边的深山里砍伐出来；成都平原上石头很少，能够用来建宫殿的坚硬的青石头更少，众多的石匠们终日叮叮当当地在今天的都江堰、邛崃一带的采石场里挥舞着钢钎铁锤……这些采集好的木材和石头，大多通过岷江水利之便用船运抵成都，再用人力从码头上搬运到施工现场。四川独有的独轮车在这似乎无休无止的搬运中发挥了用场。
5年之后，一座雄伟壮丽的皇城在成都落成了。与此前成都乃至整个四川的建筑相比，它的精美和壮观都是空前的：总体上看，蜀王府的建筑风格近似于北京故宫，宫宇雄伟，园林典雅，其中的“菊井秋香”是成都著名的八大景之一。整个蜀王府占地多亩，坐北朝南，最中心的建筑是承运殿，红墙*瓦，飞檐高耸。围绕蜀王府的城墙全部用青砖砌成，墙高3丈9尺，周长5里，城下有一条水波荡漾的护城河——可惜这条河今天已经没有了，只剩了西御河沿街和东御河沿街这些古老的地名，仿佛还在顽固地抗拒着历史的尘封。护城河之外，还有一道周长9里的萧墙。蜀王府南面正对着金水河，金水河之上，三座石桥呈“川”字形排列，桥的南面左右各设有一只石狮和石表柱。这座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蜀王府，就是后来成都人所津津乐道的皇城。
康公公5年的辛苦却并没有得到他所希冀的回报，甚至反倒因为皇城的建设而丢了脑袋。修建蜀王府的5个年头，康公公以一种不惜血本的办法去施工，因而国库里的银子如同流水一样哗哗地花了出去。康公公的这种做法引起了成都和四川地方官员们的强烈不满，这些官员原本就对那些动不动就狐假虎威的太监心存怨怒，一旦康公公的修建费用严重超标，地方官员们怎能放过这样一个绝好的弹劾机会呢？
地方官员的弹劾奏章秘密送到了南京，奏章中称，康公公利用为蜀王修建王府的机会，大肆中饱私囊。其实这只是地方官员们的猜测，他们的逻辑是：既然花了那么多的钱，康公公难道真的能够保持廉洁吗？
历代皇帝中，朱元璋是对贪官污吏最为痛恨的，他曾经用剥皮实草那样耸人听闻的酷刑对待胆敢以身试法的人。朱元璋听说康公公的劣迹时，大为生气，也没有下令进行更仔细的调查，就轻率地相信了地方官员们的话，派使者给远在成都的康公公送上了一杯致命的*酒。
当时，蜀王府已经基本竣工了。康公公听说圣上派来的钦差到达成都，还以为是朱元璋要表彰他呢。当他得知他的辛苦换来的竟然是一杯夺命的*酒时，我们不知道这位可怜的人心里会是怎样一种滋味。据说，喝下那杯*酒之前，康公公向着南京的方向拜了几拜，泪流满面地说：陛下啊，你派微臣到成都修建王府，臣一心为公，兢兢业业，5年来不敢有一点怠慢，今天却落得这个下场，难道这都是命中注定吗？说完，康公公喝下了杯中的*酒，一会儿功夫就气绝身亡。
后来，朱椿长大成人，前往成都赴任。路上，朱椿想象自己的蜀王府，他认定那座王府既然被康公公借机大肆贪污过，想必不会有多么理想。但是，这位锦衣玉食的皇子走进成都，他才发现属于他的蜀王府竟然如此气派豪华。后来，朱椿派人细细地核对了康公公修建王府时留下的帐簿，他惊讶地得知：康公公并没有把哪怕一两银子揣进自己的荷包。朱椿把他在成都的所见所闻如实上报朱元璋，朱元璋是怎样的反应，历史没有说。只不过，后来朱椿在成都为康公公建了一座庙，也算是对康公公冤死的平反吧。
朱椿在成都的蜀王府安定下来之后，开始行使作为一个藩王的权利，他设置了王府官吏。明朝制度，他不需要管理地方行*事务，主要是为皇帝监理地方*队，控制当地驻*的调兵权，还配备了一支1万余人的常规部队。
历代蜀王中，第一任蜀王朱椿是最有才能的。他为人儒雅，博览群书，当其它诸侯王都以拥有一支强大的*队为首要任务时，他却提出了用礼教治理四川。朱椿在位期间，聘请了许多有名的文人到蜀王府任职，还协助地方官平定了大渡河一带少数民族的叛乱。朱元璋对这个儿子比较偏爱，称他是蜀秀才。而官方的史书则称：“蜀人由此安居乐业，日益殷富。”
有明一代，除了明朝即将灭亡前夜的农民战争时期，四川的历史事件十分平淡，既没有盖世的文治武功，也没有血沃沙场的赫赫征战。但对普通人来讲，那些生活在历史记录平淡的年代者无疑是幸福的。
但朱椿之后的其它蜀王们则是*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明朝共有13位蜀王，可以说，除了朱椿外，其它的12任蜀王基本都是既无能力也无志向的酒囊饭袋。年，张献忠率领农民*攻破成都，末代蜀王朱至澍和他的妻儿一起投井自杀，总算以比较体面的方式保证了死的尊严。
在成都东郊，有一个叫十陵的古镇，那里因为埋葬着众多的蜀王及其家族人员而得名。据考证表明，十陵镇约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5座蜀王陵，3座王妃陵和2座蜀王府郡王陵，一共正好是10座陵墓，与当地地名完全一致。
僖王陵是该陵墓群中最早被发现和发掘的。蜀僖王朱友壎是朱椿之孙，曾封为罗江王，宣德七年(年)，袭封蜀王，为第三代蜀王，宣德九年卒后葬于此。僖王陵地宫是一座仿木结构的地下宫殿式建筑，也是成都地区已经发现的陵墓中最宏大最精美的一座。这座地下宫殿的规模和形制仿照康公公主持修建的蜀王府而建，是三进三重殿的四合院布局，分前庭、前殿、中庭、中殿、后庭、后殿。门、殿等均以琉璃瓦覆顶；地宫的朱红大门，每扇重达2吨多，门上各有9排大门钉，每排9枚。
昭王陵是一座合葬墓。昭王朱宾瀚是第八代蜀王，15岁时继承王位，29岁时去世，与其王妃刘氏合葬。该墓地宫建筑也是仿照蜀王府的样子。建筑布局相似于僖王殿，但自中庭以后的寝宫部分，被分隔为两个墓室。昭王与刘氏的遗体按“男左女右”的礼制，分别安葬于两墓室中。
历代帝王几乎都是在生前就为自己修造豪华的大墓，按他们的想法，既然不能长生不死，永远享受人间的富贵荣华，那就要把今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带到阴间去。因而，他们不惜巨资修建大墓时，往往都要按自己最喜欢的建筑风格去修建他们的阴宅。而几代蜀王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他们生前居住的蜀王府，看来，那座导致了康公公冤死的蜀王府，真正得到了历代蜀王的认可。
今天的蜀王府除了几个地名外，已经完全不复存在，蜀王们在世时的文治武功，是非恩怨，已经没有一丁点儿痕迹了。只有十陵镇外那十座古老的陵墓，还残留着曾经的蛛丝马迹。
关于四川动人的神话和传说
巴蜀是巴人和蜀人的合称。
巴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是廪君。据说巴人有五个姓氏，居住在武落钟离山。山上有赤、黑二穴，巴氏住赤穴，其余四姓住黑穴。他们决定选出一个首领，把五姓人统一起来，便于生存。怎么选法呢？先比赛投剑，谁能中穴，谁为首领。结果，巴人务相投中，其余不中；又比赛乘船，船是泥土做的，那四姓人坐上去都沉没了，唯独务相的船漂浮水面。大家决议立巴人之子务相为首领，号曰“廪君”。
早期的巴人，以狩猎、捕鱼为主，和猛兽打交道，居石穴，以虎为图腾。他们的首领廪君，不仅武艺高强，而且不为声色所惑。当他带领部落经过盐阳的时候，当地的“神女”千方百计想把他留下，结为夫妻共同统治那个地区，他不为所动，射杀了爱他的神女，带领部落继续前进。廪君率领五姓人组成的部落，乘船历经艰险来到西南地区，以后，他们的子孙遍及川东、湖北西部及贵州东北一带，春秋时代建立以江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为中心的巴国。他和后来那个“割头保土”的巴蔓子，都是巴人的民族英雄，反映了巴人标悍好义的性格特征。
神话中，蜀人的祖先是“蚕丛”和“鱼凫”。蜀与“镯”通，即野蚕。蚕丛“目纵”，居岷山下的石穴里，蚕丛、柏砱、鱼凫三代都有数百岁，“神化不死”。他主要的功绩是“教民蚕桑”。从《蜀王本记》到今日川西民间口头故事都有很多这方面的故事。
鱼凫即鱼老鸹，本是一种捕鱼的水鸟，这是神话中蜀人祖先，部落的图腾，现温江县一带有不少关于鱼凫的故事和遗迹。
蜀人对杜宇的故事最多、最美，传播也最广。史书上说：“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时间约在公元前年以前的春秋时代。
据说，杜宇是“从天而降”的，他的妻子则是从井中出来的。他的最大功绩是“教民务农”，以致他“仙去”后化为杜鹃鸟，每到春天来临便啼叫不止，催民春耕春种。
蜀人的祖先，从“教民养蚕”的蚕丛到“教民捕鱼”的鱼凫到“教民务农”的杜宇，治水的开明，都和农业生产有关。农业比较发达，妇女地位较高，男女之事也就颇多，于是就有了“蜀王好色”。
传说蜀人最崇奉的祖先杜宇，当他的部下鳖灵带领人马去治水之际，他却和鳖灵的妻子私通，鳖灵归来，一种说法是他“自以为德行不如鳖灵”学尧之禅让，委国而去；另一种说法则是鳖灵用武力将他赶走，因此后人的诗中才有“蜀*千年尚怨谁”，“似向春风诉国亡”这样的句子。《四川通志》有“望帝自逃之后，欲复位不得，死化为鹃”的说法。李商隐诗“望帝春心托杜鹃”也许暗示了这一点。
望帝化鹃的故事，除《蜀王本纪》中只有简短的记载，但在民间传说中却派生出许多美丽动人的故事。把他树成理想之君。有的说，他一心一意为了人民，也爱护人才，为了治水，请出鳖令来，并把王位让给了鳖令，但鳖令掌权后，一天天骄傲起来，不懂得体恤人民，百姓请出望帝来，去劝说鳖令。鳖令不但不听，还以为望帝要争权，带领人马打他。他只好回西山去，变成一只鸟儿，飞进宫去，成天高叫“民贵呀!民贵呀!”叫出血来，嘴都染红了。鳖令被感动了，改正了错误。
另外一种说法：古时候，岷江上游的老龙王有一儿一女，儿子是条恶龙，经常兴风作浪，造成滔天洪水，妹妹龙女见了心里很难过，便趁夜到凌云山下开了一条百丈宽的缺口让水流走，哥哥发现了，把她关进山洞还派猛虎把守。这山脚下有一个年轻猎人杜宇，得了神仙赐给的龙头拐杖，决心为民除害，经过艰苦搏斗，治服了恶龙、猛虎，救出龙女，结为夫妻，一起劈山引水，消除水患，杜宇教男人种田，龙妹教女人养蚕，蜀民过上太平日子。杜宇得到鳖令的帮助，任鳖令为相，但鳖令是个有野心的人，他设计陷害杜宇，将其赶走，夺了王位，还想霸占龙妹。龙妹一心只盼杜宇归来，不接受鳖令。杜宇担心龙妹，化成一只鸟，飞到龙女的窗台上叫：“归信阳，归信阳，鳖灵真是黑心肠。”因杜宇出自信山之南，按古人说法即信阳。龙妹知道这是杜宇已经遭害了，悲痛欲绝，不久死了，也化成一只杜鹃。夫妻每日唱合：“春日忙，春日忙，快快播种好收粮。”
成都故事，故事成都
传闻中，普照寺的兴盛都与张献忠藏宝有关，相传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权后，财富珍宝无与堪比，其义子役了数百名石匠在青峰山（即现在的青城外山）开采石材，但半年后山里路没修、庙没建，数百名石匠及其开采用石材都无影无踪！据传，这些石材很可能用来修筑地宫，藏那些富可敌国的财宝，而石匠都在地宫修好后被陪葬。另一种传闻是张献忠被害后，其部将派遣心莲和尚从缅甸潜至清峰山看护张献忠的宝藏。心莲和尚扼守职责，以便时机到时以资相助和响应。然而几年后，吴三桂率清*剿平大西*，心莲和尚在万念俱灰中死去。临死前讲明了他转战南北的不凡身世和经历，但源于入佛已深，没说明藏宝之事，万千藏宝也交托于日后“有缘”人。
古人说：“欲知世上刀兵劫，试听屠门夜半声”，这句话真是悲哀痛切。当然，张献忠万万两金银的去向，以及普照寺突然兴旺之因，已成为人类未解的财富之谜，永远列入了书典。昔日真相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的权利与财富之争，最终换来了今天的贞楠古柏、苍松翠竹，一派佛地仙乡的清凉风貌。
传说只要看见\"石牛对石虎\"的雕像就找到张献忠的宝藏了.一直流传了一个口诀\"石牛对石虎*金万万五\"指的就是张献忠的宝藏。
一张消失了年的藏宝图，一座“伤痕累累”的古战场；繁华春熙路的前世今生，百年华西坝的传奇故事，还有散落于蓉城的小庙传说……年12月“成都故事·百家谈”将精心组织“老成都悬案解密系列”，市民期待的“年岁末故事盛宴”即将开幕。从年12月2日开始，五个精彩的老成都悬疑故事以环环相扣的形式开讲，期间五位精通内幕的解密人也将陆续亮相，他们将联手破译留在许多老成都人心中的“密码”，为大家揭开深藏多年的疑团。
悬案一
张献忠在成都留下藏宝图？
解密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叶占祥
解密时刻：年12月2日下午3点
年隆冬时节的一天，乌云密布，寒气逼人，嗖嗖的冷风打在脸上让人感到隐隐作痛。当天，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消息像一个“重磅炸弹”，让在寒意笼罩中的成都炸开了锅——“本市罗公馆包车夫，献出张献忠藏宝图，一座在成都地下埋藏了年的宝藏即将现身！锦江挖金公司已经挂牌成立！”
一时间，宝藏成了街头巷尾议论的焦点，有人将信将疑，有人蠢蠢欲动……
“石牛对石鼓，*金万万五。哪个识得破，买尽成都府。”孩子的口中唱出了这样的童谣。
有人说这是明末张献忠兵败离开成都时，大量金银财宝无法带走，便将其埋在成都郊外一个十分偏僻的地方。为了重返成都时能够及时找回财宝，张献忠特意在藏宝的地方修筑了石牛和石鼓作为记号，并留下了一张藏宝图。
藏宝图，究竟落入了何人之手？宝藏是真的存在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故事会解密系列第一场，将揭晓所有答案。
悬案二
弥牟镇一工地上挖出累累白骨
解密人：中国曲艺表演艺术家陈真祥
解密时刻：年12月9日下午3点
上世纪50年代的一天，青白江弥牟镇的老李和往常一样，到镇上一处正在搞基建的工地上干活。来到工地，老李一锄头挖下去，竟从土里刨出了一堆白色的东西，他定睛一看竟是白骨！紧接着，不断有工人挖到白骨，那些尸骨或没有头，或断臂、缺腿，最终整个工地里挖出了数万具遗骨。
这时，有人说，年最初修筑川陕公路时，这一带也曾挖出上万具白骨，又有人说，古时候这里曾发生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10多万兵力厮杀、肉搏，最终葬身于此。
为什么看似平静的土地下竟埋藏着不计其数的白骨？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会第二场就将为你解密。
悬案三
春熙路何人建？因何得名？
解密人：“成都故事”擂台赛擂主戴德沄
解密时刻：年12月16日下午3点
春熙路，是成都久负盛名的商业中心，是市民们心中的购物天堂。置身于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在琳琅满目的商店间进进出出，你会感受到一股浓厚的时尚气息。
然而，当你在繁华的春熙路流连时，你是否想过这条熟悉的街道是由谁修建的？它的名字为什么叫“春熙”？这便是解密系列第三场将要破解的秘密。
悬案四
华西坝它和外国人有渊源吗？
解密人：川大戚亚男
解密时刻：年12月23日下午3点
医院一带，就是咱们老成都的华西坝。算起来这个地方已有百年历史。据说，它和外国人还颇有渊源，这里的建筑群是哪个国家的人修建的？老外为什么要在这里修建筑群？解密系列第四场，许多珍贵的老照片将亮相故事会，揭晓百年华西坝的秘密。
悬案五
小关庙真是纪念张飞的儿子？
解密人：省民俗学会副会长袁庭栋
解密时刻：年12月30日下午3点
说起小关庙，大家会下意识地脱口而出：羊肉！隆冬时节，成都许多“好吃嘴”会约上好友到小关庙喝上一碗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羊肉汤。然而，你可知道小关庙因何得名？你又是否知道小关庙最初是为纪念张飞的儿子而修建的？张飞的儿子是何许人？为什么要专门为他修筑一座庙宇呢？
解密系列第五场，摆的就是成都小关庙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不单单是小关庙，大家熟悉的“城隍庙”等，都将登上咱们成都故事解密系列的最后一场。
(来源：成都日报记者蒲兰)
老成都地名古迹漫谈
高升桥 民国年间重修。《华阳县志》云：“高升桥，清康熙时（约年）创修，乾隆二十五年（年）补修，嘉庆十七年（年）重修，民国十“年（年）培修。”原为石桥，光绪年间翰林院侍讲学士颜楷（——年，字雍者，成都人）曾为此桥题名，镌刻石碑立于桥侧。今碑佚桥亡，仅存地名。
元通桥 原名“古圆通桥”，为一石拱桥，始建于清雍正八年（年）。桥旁原有圆通寺，清末民初（约年）已毁。“圆通”一词为佛教术语，意思是不偏不倚，无阻无碍。《华阳县志》云：圆通桥，“道光十年重修，宣统元年培修。”年，古桥仍完好无损，次年改建为平板桥。桥侧即元通场。
燃灯寺东汉墓共两座，均为武侯区文物保护单位。一号墓于年11月由成都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专家发掘。该墓座北朝南，长11.6米，高1.3米，分为甬道、中室、后室三部分，以青色云纹方砖、回纹方砖、草纹方砖砌成卷拱型。左门刻有汉隶“巴郡府君神门”，右门刻一门神，手持长棍。出土文物有五铢钱、铁狮、残破陶片共50余件。二号墓于次年5月发掘。该墓座西向东，其大小、内外结构悉如一号墓。左门刻有汉隶“梁离狐茂陵任君元升神门”，右门刻有“中平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平四年即公元年，距今年。出土文物中，以直百钱最为珍贵，对研究东汉钱币史。四川地方史都有极大的价值。此外还出土了五铢钱、残破陶片和一枚重约一克的金币。
神仙树原名为寿仙场。相传光绪年间（5——年），此地有一枯树桩，中空，贮满清水。迷信者言枯树已成仙显灵，饮其水能治百病，愈传愈玄。于是四方善男信女便给枯树被上红衣，求神赐福祛病，香火盛极一时，因名神仙树。
又云：八十年代的时候，记得常听起大人们说，神仙树路上有一棵树很怪，一夜之间移动了几米，后来有人就在上面挂红布，在树下烧香膜拜。
三教庵始建于清同治十年（1年）。供奉儒教之祖孔子、佛祖释迦牟尼。道教之祖老子，寓三教合一，劝人行善之意。民国年间，大部分建筑被毁，仅存正殿，年改建为小学。
红牌楼 宋元时期为一幺店子，后当地人为祈求五谷丰登于民国二年（年）改称“永丰场”。《华阳县志》云：“明嘉靖中（约年），蜀（藩）王于此建坊。北人谓‘坊’曰‘牌楼”，当时藩府亦沿是称，故今俗犹呼‘红牌楼’也。”明蜀藩王朱椿在离城约十里的此地建牌坊，乃效秦汉十里长亭之意，以便接送康藏地区来朝的官员，因牌坊系用红砂石建造，*当地人称之为“红牌楼”。
簇桥又名簇锦桥。“簇”的字义是供蚕吐丝作茧的用具，多用农作物的秆如油菜秆、麦秆等扎成。簇桥在明代，以前为竹索桥。明惠帝建文年间（——年）改建为五孔石拱桥，跨度30米，中可行船，两边有石栏杆。民国年间重修之。《双流县志》云：“明嘉靖二年（年）培修。”桥墩所刻文字则云：“清咸丰三年（年）由当时广都（今双流县）民众重加修缮。”年改建为水泥平桥，桥旁为簇桥镇，盛产蚕丝。自秦汉以来，成都为蜀锦生产的中心，而簇桥地处成都平原腹心，故栽桑养蚕业十分发达，丝织品和生丝的交易十分繁荣。唐宋时期，因蚕丝交易兴旺，簇桥一度改称为“茧桥”。明清之际，无论是东路的资州（今资阳市），北路的法川（今三台县），南路的嘉州（今乐山市），西路的灌县（今都江堰市），还是省外的湖北、陕西、江西、广东等地的丝绸商人都云集于此。
磨子桥建于清道光年间（——年），因桥面刻有磨槽状花纹，故名。一说是桥下有水碾，俗呼“磨子”。桥毁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仅存地名。
衣冠庙 庙后土堆相传为蜀汉忠义侯关羽衣冠墓，位于洗面桥南。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庙内设戒*所，羁押吸*犯。后庙毁墓平，仅存地名。
桓侯巷桓侯为张飞封溢。巷内有张爷庙（又名桓侯庙），为清代成都屠宰业所建，因张飞是杀猪匠出身，故屠宰业均祀张飞。庙后有张飞衣冠墓，墓东一泓碧水，名放生地。“文革”中，墓改建为防空洞，地亦不存，遗址今为小学。
黉门街（包括国学巷）黉门乃学宫大门，古代读书人考上秀才，称为“身入*门，天子门生”。清道光十五年（年），战功赫赫的陕甘总督杨遇春（－年，崇庆州武举人）告老还乡，皇帝特于此处御赐一座园林别墅，内有观稼亭。宣统二年（年），杨氏后人将此园林别墅捐出，作为存古学堂校址，学堂内设四先生词，把宋代四川著名学者范景仁、范淳甫、张南轩、魏鹤山。学生来源在举人、贡生、秀才、监生中择优录取。民国元年（年），更名为四川国学院。民国十九年（年）并入四川大学，原校舍的一半改建为济川中学。即今成都十六中。
老马路原为城郊田野间通往太平南街之老马路，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难民大量涌入，遂有人于此购地建房。然至解放前夕此地仍是菜圃多，民居少。直至60年代一环路建成后，始逐渐改观。
四维村建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古代以礼、义、廉、耻为治国之四纲，做人之准则，又称“四维”，语出《管子·牧民》。村以此为名，寓弘扬祖国传统道德之意。
九如村《诗经·小雅·天保》云：“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诗中连用九个“如”字。用作村名，有祝贺福寿绵延之意。
机投镇前蜀王建、王衍曾在此大兴土木，营造皇家梅苑御园，并常来此地设宴赏梅。机投镇的得名缘于街头一桥墩形似织布机头，后谐音为机投。机投桥始建于清乾隆十年（年）桥成后，桥侧即形成集市。年后改建为钢筋混凝土桥，桥墩系条石所筑。
金花镇又名顺江场。金花桥建于明代，横跨江安河，为九孔石拱桥。《双流县志》云：“金花此地，自古以来为藏卫要冲，休憩之所。桥下深潭，清澈如镜，时有映月散彩，故又称之为‘金花夜月’，为一胜景。”金花桥下有著名的金花堰，是牧马山灌渠的进水口。关闸时，千米长、百米宽的水面一平如镜。若逢秋高气爽，明月朗照之夜，但见粼粼波光，映月溢彩，静影沉壁，衬托看两岸的万家灯火，那恬静的夜景实在美丽！
此地空气清新，一派田园风光。春日千顷*色菜花，灿若云锦，清香袭人。炎夏荷花争艳，蛙声如汇，令人暑意顿消。秋日稻浪千重，一片金*，令人悦心赏目。实为居家休闲和近郊旅游的好去处。
红瓦寺建于明代，原名德元寺。史籍记载明蜀王常游此寺。寺周围多明代蜀王府内侍墓，俗呼太监坟。三瓦窑宋代为一么店子，明代在红瓦寺至此处建有三处砖瓦窑，按顺序排列，红瓦寺为头瓦窑，为明代蜀王府烧制陶器之地。此处为三瓦窑，工人及监工均住此，加上来往人员及运输人员均需食宿，逐年建房造屋，渐渐形成场镇。笔者年来此时，镇上有一条正街，长约余米，七条小巷，居民仅多人。
高攀桥俗称高板桥，桥为木石结构，建于清中叶，有桥楼，桥两头均悬匾。故老相传，桥竣工时，一游方老道士路过，误辟踩新桥，后悔不叠，连连施礼，口称：“高攀，高攀。”遂为桥名，今已不存。
桂溪寺建于明代，民国年间重修之《华阳县志》云：“明代中涓所建。……嘉靖时（－年）宁仪、周琦两承奉卒，皆葬寺后。”门额大书“桂溪古寺”，匾长厘米，宽50厘米。殿宇三重，巍峨雄伟，门前一对石狮，高约厘米。笔者年来此时，见上红色的山门虽有些破败，但森森古木掩映下的寺院建筑仍基本完好（当时为成都五金公司修制厂），周围则是一望无垠的纵横阡陌，间杂着青瓦小院的农舍和翠竹林盘。远处，清清的锦江水泛着波光，古意苍茫！不失为品茗休闲的好去处，今则仅存老树夕阳矣！
金沙寺明嘉靖三十三年（年）谷睿所撰《金沙寺碑阴践》云：“盖金沙寺寓万里桥之侧，肇自汉唐以来，称之曰宝莲堂。神异高僧恒游于此，逸人墨客览兴于此，诚胜迹也。”民国年间重修之《华阳县志·古迹》云：“寺在江洲（即状元洲，杨慎曾泊舟此处）上。”《蜀中名胜记》称，南门外有江洲，其处俗呼为七星滩，中有金沙寺者，即谓此矣。（杨）升庵有记，乃为寺桥慈航而作。”“状元洲上晚钟沉”乃明清两朝成都胜景之一。迨民国初年，状元洲因河道变迁，已与锦江南岸陆地连成一片，即今之金沙寺。
石羊场据史籍记载，石羊场上的石羊乃清康熙年间所建之关帝庙内的遗物，至今仍保存完好。该石羊长厘米，高80厘米，系用灰红色细质石料雕凿而成的呈匍匐状的母石羊，颈直向上，头略向右视，毛为细长的卷纹，刻工细致，似为东汉故物。
近慈寺宋元时名濯锦厢，位于石羊场南。明万历二十八年（年），尼智闲（俗姓张，为石羊场大户）将祖宅濯锦厢捐出建寺，奉母以终。因与慈母近在咫尺，故名寺日“近慈”。清康熙四十年（年），真悟和尚重修此寺。乾隆十五年（年），再度培修。同治四年（年），成都文殊院第九代方丈落云法师接管该寺，遂为文殊院脚庙。民国二十六年（年），前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能海法师来此创办藏传密宗根本道场，培养了不少弘法人才如隆莲法师、贾题韬先生、清定法师等。寺院占地约40亩，五重大殿，“文革’冲被强行拆除，建为成都整流器厂和继电器厂。
武侯祠约建于隋初（年左右），明末毁于战乱。清康熙十一年（年）重建。因诸葛亮属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故竣工后即由道士主持，成为道观。先后担任观主的有当时名重西南的道教领袖张清夜（——年）以及张合桂、徐本衷等人。嘉庆年间（约年）。*合初写了一篇《石琴铭》，镌刻于祠内“琴亭”之石琴上，由衷表达了他对诸葛亮的仰慕之情。铭文句丽辞清，对仗工稳，然世人多不知，诚憾事也。兹录于下：“坚贞其质，雅正其音。宁静者学，淡泊者心。宗臣已往，遗像长钦。惠陵之侧，锦水之情。祠堂肃肃，柏树森森。良工仿制，古调堪寻。草庐抱负，梁父胸襟。一弹再鼓，千载龙吟。”
南台寺在今南台路西头，建于清康熙年间，当时四周均为菜圃，为南郊游览胜地。乾隆年间翰林院大学士张问陶（－年）曾于此处雅集群贤，临水赋诗，并绘《南台秋禊图》。前人咏诗曰：“南台静坐一炉香，终目凝然万虑亡。不是息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思量。”寺毁于民国年间，今仅存街名。
金陵路原为菜圃。年春，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西迁成都，校本部设此．逐渐形成街道。当时此地名流云集，群星璀璨，如史学大师陈寅格、蒙文通、冯汉骥，中文系名教授吕叔湘、程千帆等，咸集于此。年秋金陵大学迁回南京，遗址现为小学。
龙爪堰民国年间重修之《华阳县志·山水》云：明嘉靖三十六年（年），蜀藩王于此筑石堰，截堵清水河水，分三股灌田，形似龙爪，故名。其堰甓石坚固，相传四周悉用铁锭联贯，故历五百余年而不毁。
广福桥民国年间重修之《华阳县志》云：“广福桥清乾隆五十二年（年）修，嘉庆十六年（18月11年）重修，民国十二（年）培修，原为石材平式。”光绪年间翰林院侍讲学士颜楷曾为此桥题名，镌刻石碑立于桥侧，今佚。
白塔寺与九眼桥白塔寺始建于宋，元初毁于战乱。明万历二十一年（年），四川布*使余一龙建洪济桥（即九眼桥，“宏”为“洪”之讹）时，于桥南东侧建回澜塔，高约十级。后又于塔旁建寺，名回澜寺。崇祯十七年（年），张献忠入蜀，拆除此塔。又二年，成都全城均毁，寺亦无存。故民谣曰：“造塔余一龙，拆塔张献忠……”，“桥是弓，塔是箭，一箭射到金銮殿。”
九眼桥全长米，是锦江上最大的石拱桥。乾隆五十三年（年），四川总督李世杰重修此桥，年拆除，建为立交桥。
乾隆三十年（年），四川总督开泰重建回澜寺，并于寺之东侧建三层亭式楼阁曰同庆阁，俗呼为白塔，回澜寺也被称为白塔寺。相沿成习，遂为街名。年因附近棚户失火，殃及寺塔，毁于一旦。街东原为一大片乱坟岗，丛葬年四川*阀混战中的死亡士兵。年平整，辟为望江路，直抵望江公园大门口。
致民路 民国二十七年（年）辟新南门（当时称复兴门），后始建此路，取“致民以治”之义。其时国内难民蜂拥而至，*府欲建一新村予以安置，初步规划是从东到西以两位数之序次命名街道，即十一街、十二街、十三街、十四街、十五街、十六街，皆横贯致民路、龙江路、新生路三条平行的新村干道。年后，省交通厅在十三街建四川客车厂，生产“峨嵋”牌客车，此街即消失。
新南路年建成时名西北路，当时路两旁皆农田菜圃，小桥流水，属难民新村街道。年更名为红星南路。年地名普查调整时始改今名。当时路宽仅9米，年拓宽成40米6车道水泥路面的高等级公路。
安顺桥旧名长虹桥，为木结构风雨廊桥，长60米，宽3米，建于清康熙初年（约年）。乾隆十一年（年），华阳县令安洪德重修，并题匾“安顺桥”。年7月初，成都遭遇特大洪水，全城尽成泽国，安顺桥被冲毁。灾后砌石为墩，架木为桥。年建为钢筋混凝土拱桥。
成都老井刻在老街的记忆
成都的地下水向来十分丰富,“挖地三尺,便有水”。省作协会员冯水木先生告诉记者,据统计,清朝末年时,成都市区的水井有口之多,而当时的街道为条,差不多每条街有4口井。那时,这些老井具有饮用、洗濯、浇灌花草以及消防的功能,极大地方便着老成都人的生活。
冯先生童年时代关于井的记忆,如今仍历历在目:“母亲不论冬天还是夏天,都喜欢用井水洗衣服。同河水相比,冬天的井水是温暖的,洗衣服一点也不冻手;夏天,用井水淘衣服,感觉凉冰冰的,很安逸。”
老井·老街·老味道
成都人与老井的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从那些以“井”命名的老街名中,便可窥见一斑。如位于老南门的凉水井街,位于府河附近的水井街,还有玉带桥附近的大井巷、纱帽街附近的诸葛井街、少城井巷子,新南门王家坝的铜井巷,以及铁箍井街等等。
铁箍井街有一口铁箍井。顾名思义,铁箍井的井口镶了一圈铁皮,是为了防止打水时,井口被桶损伤。解放前,铁箍井米花糖名闻老成都。因其吃在口中,口感特别酥脆,易化渣,其中的花生米尤其香脆,使人回味无穷。当时,连成都的*府要员都经常前来订购,生意好得不得了。
铜井巷有一口铜井,井底有一块铜板,铜板上穿了很多小洞,以起到过滤、净化水质的作用。以前,铜井巷有一户陆姓人家下的素面十分好吃:红油放得重,面里还有芝麻酱、葱花,当时成都最好的“太和”酱油——味道不摆了!每天,这家人都挑着担子,到原华西医大去卖素面。华西医大的女学生最喜欢这又香又辣的素面,她们一边辣得直吸气,一边口里喊着:“好吃!好吃!”
一担面很快就卖完了,每天都有很多女生吃不到。所以就有很多学生建议:“干脆在家里煮面,不是更好吗?”于是,这家人索性在家里开起了素面馆,生意十分红火。解放后,就成了老成都的名小吃——“铜井巷素面”。
水井街也是因水井而得名。正是在水井街,后来发现了全兴酒烧房。经冯先生考证:“水井街地处府河边,离望江楼也不远,井水自然比城中井水的水质好,以此水为原料酿出的酒,味道自然甘美。也许,这正是在水井街发现全兴酒烧房的缘故吧。”
故人·故迹·古风貌
成都历史悠久,古城中很多文物,包括老井在内,都打上了历史的印记。冯先生说:“成都现在最有历史的就是老井,虽饱经岁月风霜,依然幸存至今。”这些老井井口造型各异,有圆形、八角形,还有菱形。有的很简约,有的则十分结实,井口还雕有花纹。
说起成都老井,就不得不提薛涛井,因为薛涛井是成都现存的井中最大、井口建得最好看,也是最有文物价值的古井。
薛涛是我国唐代著名女诗人,以流传后世的近百首诗作和以她命名的诗笺——“薛涛笺”而名扬古今。薛涛井位于望江楼公园建筑群内,旧名玉女津,是明蜀府仿造薛涛笺时才以薛涛为井名,因称“薛涛井”,即在明中叶,已误认此处是薛涛制笺的故地。清康熙时于井旁立碑,题“薛涛井”。
诸葛井街有一口双眼井。双眼井就是两个井口,但实际上井中的水是通的,目的是为了方便附近居民用水方便。据说,这口双眼井乃三国时诸葛亮亲手开凿,以前纱帽街附近还曾经建有诸葛庙。
成都龙泉驿洛带镇有一口洛带井。相传三国时,蜀王刘禅曾前往甑子镇(现洛带镇)钓鱼。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可他始终没有钓到一条鱼。再看旁边一位老者,悠闲之中,已钓了很多鱼;这不,又是一条大鱼!刘禅看得眼红,立刻扑过去抢……不料,身上的玉带掉进了旁边的井中(人们于是纷纷传言,因玉带象征王权,这预示刘禅的江山快要坐不稳了)。后来,此井就被叫做“落带井”,此镇就被叫做“落带镇”。再后来,去掉“草”字头,就成了“洛”字,即现在的洛带井,洛带镇。
正通顺街巴金故居旁也有一口双眼井,*府已将其作为文物,修了石栏杆进行保护。目前井中仍有水,但已不能饮用。巴金每次返回成都,都一定回去看一眼这口老井。冯先生说,年巴金最后一次回成都,专门坐着轮椅回来看故居旁的双眼井,回忆他童年在井旁玩耍、摘果子的情形。
四
话说后蜀分类：记忆天府 人文四川
二十万人齐解甲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从朱温的后梁开始，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5个短命王朝次第登场，是为五代；南越、南唐、吴越、前蜀和后蜀等10个地方割据*权则如同星星一样环绕在中原朝廷周围，是为十国。
五代十国的10个小王国中，前蜀后蜀分别前后统治四川及其周边地区。王建的前蜀小朝廷被中原的后唐所灭，四川又归于大一统之中。时间只过了仅仅9年，四川又再次与中原王朝脱钩，崛起了另一个割据小王国。这一次称雄于蜀中的，是孟知祥建立的后蜀。
孟知祥是邢州龙岗(今河北省邢台县)人，因战功而颇得后唐庄宗李存勖和明宗李嗣源的器重。李存勖继承晋王之位后，打算提拔孟知祥做权力很大的中门使，孟知祥却极力推辞，因为以前的好几个中门使都因为得罪了喜怒无常的主子而不得善终。李存勖见孟知祥执意不从，只好要求孟知祥推荐一个人代替他，孟知祥便推荐了郭崇韬。
数年之后，后唐派郭崇韬领兵灭蜀，大*出发之前，郭崇韬为了报答当初孟知祥的举荐之恩，就向李存勖保举孟知祥为以后蜀地的**长官。郭崇韬很快平定了蜀地，李存勖尊重郭崇韬的意见，委派孟知祥前往四川主持蜀地的**事务。
李嗣源在五代的君主中以专横著称。天成四年（），李嗣源向蜀中摊派各种赋税高达万缗（相当于全川几年的财*收入），孟知祥无力承担，只给了50万缗。李嗣源认为孟知祥不遵王命，打算派夏鲁奇等人担任遂州、阆州和绵州剌史，以便武力对付孟知祥和东川节度使董璋。
孟知祥与董璋原本不和，但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两人只能选择同盟。后唐中央*府派出后来因向辽国称儿皇帝而臭名昭著的石敬瑭率兵征讨四川。两支*队在剑门关一带的互相攻击中，石敬瑭*队一败再败，只得收拾起残兵败将退回了北方。
李嗣源见来硬的不行，只得来软的。他派使者对孟知祥说君臣刀兵相见都是因为奸臣在中间挑拔，我们不但是君臣，而且还有姻亲关系，应该和好如初。当时，孟知祥的家属还有人留在洛阳，李嗣源为此别有用心地强调说：你的这些亲属在京城都很好，请你放心吧。
孟知祥也不愿和中央*府作对，那时他羽翼未丰，而且留在京城的家属也不能不令他顾忌三分。孟知祥派人找到董璋，希望他和自己一起向朝廷谢罪，以求和解。董璋和孟知祥的看法不一样，他怀疑孟知祥出卖了自己，想拿自己去请功。他对孟知祥的使者说：“孟公的家属都没事，我的家属却被杀死了，我去谢什么罪！”
董璋不仅没听孟知祥的建议，而且派兵攻占了汉州，孟知祥只好领兵出击。董璋的*队一触即溃，他本人也于兵败后被部将所杀。孟知祥趁机把东川也控制在手中。
这样一来，在与朝廷的力量对比中，孟知祥的砝码又加大了。他要求朝廷让他独自治理东川和西川，也就是四川全境。李嗣源虽然万分不乐意，但也无计可施，只得答应了，同意蜀中刺史以下的官员都由孟知祥自己派任。到了年，李嗣源又封孟知祥为蜀王。
公元年，后唐明宗李嗣源去世，孟知祥再无顾忌，当即在成都称帝，建国号蜀。为了和王建所建的蜀相区别，历史学家们把孟知祥的这个小朝廷称为后蜀。
孟知祥建立蜀国后，在位的时间仅有半年，但他事实上统治四川的时间则有5年左右。他当*期间，按《资治通鉴》的说法是，“蜀中群盗犹未息”。当时派往一些偏僻地方的官员，竟然在半路上遭到饥民们的抢劫。面对如此乱世，经过孟知祥几年的*治手术，四川又神奇地出现了太平迹象。
公元年6月的一天，孟知祥设宴慰劳文武官员。席上，部下纷纷向他敬酒。当他伸手去接部将张虔钊所敬的酒杯时，忽然手臂一阵酸麻，接过酒杯后，已经不能举到唇边，只得俯身呷饮。宴会结束后，孟知祥挣扎着走进内室倒在床上，没想到这一倒就再也没有起来。
孟知祥去世后，其子孟昶继位，是为后蜀后主。与前蜀后主王衍相比，后蜀后主孟昶作为一个人君，显得要稍称职一些――至少表面看来是这样：孟昶继位时只有16岁，许多大臣都是跟随他父亲出生入死多年的老部下，根本不把这位少年天子放在眼里。大将*李仁罕提出要主管*队，孟昶假意答应了，然后派人看他是否按自己的旨意行事。等到发现李仁罕另有异心，他不动声色地加封了李仁罕，趁他进宫朝见之时令武士将其抓获并当场处死。孟昶的果断措施给蜀国那些恃功自傲的将领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后蜀也由此度过了最容易发生变故的瓶颈期。
孟昶执*也还是有两下子。他在朝堂之上设立了一种叫作匦函的匣子，凡是臣民们不管是有冤要伸，还是想要向朝廷提出批评意见的，都可以写成状子投入其中。孟昶还亲自撰写了《官箴》，作为全国官员的行为准则。
但是，孟昶毕竟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志大才疏的毛病在他身上很明显。此外，从他登基后的诸多行状来看，他又是一个地道的纨绔子弟。孟昶在位之际，蜀地已偏安多年，民富而国有，与中原的连年内战相比，可谓人间天堂。假若孟昶久有大志，完全可以依凭蜀国*力与宋太祖赵匡胤逐鹿中原。但孟昶整个表现出来的却是一个富贵子弟的奢侈与无能。他的奢侈之惊人，可略举一例作说明：史书明载，孟昶所用的溺器上也以七宝作装饰。多年后，当这些东西被作为战利品送到宋太祖手中时，宋太祖叹息之余命人全部打碎，他说，如此奢侈，不亡国才是怪事！
孟昶同时又是一个很有文才的人，据说正是他第一个在新年时，用红纸书写了对联贴在门楣上，我国过新年时贴春联的习俗就始于此。他所创作的历史上第一幅对联是：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工整的对仗，良好的创意，都说明这位国君并非愚笨之徒。如同王衍长于填词一样，孟昶在这方面也有特别的天赋，他有一首传下来的《玉楼春》，放在中国优秀的词作行列里也绝不会逊色：“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一点月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起来琼户启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又据说，正是他下令在成都城墙上遍植芙蓉，以后才使这座城市有了芙蓉城的美称。孟昶还雅好丹青，设立了“翰林图画院”，这是历史上最早的皇家画院，由是蜀中涌现出了*筌这样的艺术大师。还据说，在他统治四川的年代，四川的蜀绣和蜀锦都达到了最为完美的生产水平，那条如同玉带一样环绕成都的河流里，到处是濯锦的女子。总而言之，我们有理由认定，孟昶是一个聪明人，一个有创意的人，一个懂得生活艺术的人。
但是，生活的艺术并不等于治国的艺术，孟昶的创意更多是享乐的创意，而非为天下人考虑的创意。在五代那样的乱世里，一个君王当然可以享受，可以暴躁，因为那原本就只是过把瘾就死的翻版。但是，这种快乐肯定得付出血的教训与代价。
如果说孟昶不愿也不可能统一天下，那么他保其险阻，偏安四川一隅也未尝不可。可令人惊讶的是，后蜀的君臣们竟然轻率地引火烧身。年，后蜀山南节度判官张廷伟向孟昶最亲信的王昭远献计说，你一直没有大的战功，现在受到国主重用，此时不建立大功，如何让人心服呢？他提出，与北汉相约发兵攻宋。王昭远本是个好大喜功的人，而孟昶除了饮酒作乐外，对时事基本不过问，当然也就毫无见地，他立即批准了这一荒唐的建议。结果，当他派赵彦韬等人携带着密信前往北汉联盟时，赵等人立即投奔了宋太祖。这件事为后来宋兵的进逼提供了最直接的理由。
公元年，宋太祖派大将王全斌由凤州进兵攻蜀。孟昶听说宋*来攻，立即召见引起祸端的王昭远等人来商议。孟昶的母亲提醒孟昶说，王昭远并不懂兵法，却爱纸上谈兵，你把他当亲信，恐怕他会误事的，蜀中有将才的是高彦俦，你却因为他的耿直而不任用他，现在国家到了紧要关头，还是快把他召回来委以重任吧。
孟昶对其母的劝告充耳不闻，依旧任命大言炎炎的王昭远为总指挥。王昭远率*离开成都时，孟昶命宰相李昊在城外为他饯行。宴席上，王昭远手执铁如意，学着戏台上诸葛亮的样子，牛气冲天地对李昊说：我此行何止克敌，我夺取中原易如反掌。
然而，战争绝不是靠吹牛皮说大话能赢的。和宋*的交锋中，王昭远一败再败，后来竟然吓得无法起床，把指挥权交给了手下的一位将*。几次败绩之后，王昭远这位以诸葛亮自居的吹牛大王居然只身逃脱*营，跑到东川一个农民家中藏起来，但仍被宋*所俘。
孟昶听说王昭远兵败后，惊恐万状，派太子孟元吉为帅，率*前往剑门拒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位孟太子出征之际，令部队的旗帜全部用上等的蜀绣，旗杆则用锦缎包裹，随*带着十几个姬妾和数百个唱戏的伶人，一路吹吹打打，热闹且快活。这不像是去打仗，倒像是郊外踏青，见者无不窃笑。当他慢腾腾地走到绵州时，听说剑门已经失守，竟然吓得只带着姬妾和伶人，放弃了*队跑回成都。
孟昶闻讯，无计可施。老将石奉认为，宋*远道而来，必不能久，建议聚兵坚守成都，使敌*师老无功，然后再作打算。但一生锦衣玉食的孟昶却不愿意为自己的江山社稷作任何努力，更不愿意冒哪怕一丁点儿风险。他只是无力地发牢骚说，我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士40年，而今国家有事却不能为我东向发一箭。现在如若固守，谁肯效死？他和朝臣们商量来商量去，最终只想到了两个字：投降。
孟昶命宰相李昊写好降书顺表，送往宋*大营，而这时宋*还远在成都以北几百里的崇山峻岭中。从王全斌自汴京出发，到孟昶投降，前后不过66天。一个拥有多个县，数十万甲兵，以及大量财富的天府之国就这样可笑地灭亡了。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替孟昶撰写降书顺表的李昊，早在前蜀王衍时，也曾为王衍写过给后唐的降书顺表。当时有人对李昊这种墙头草的行为感到愤怒，趁着黑夜在他家的大门上用黑炭写下了“世修降表李家”，以示讥讽。
当孟昶下令在开满芙蓉花的成都城头上遍插降幡之时，距他的父亲孟知祥建立后蜀仅仅30年。公元年初夏，孟昶等人被千里迢迢地押送到东京，被宋太祖封为秦国公。如果没有意外，他将以一个有职无权的国公身份老死东京。令人生疑的是，在东京居住不到半年，孟昶便突然身死，享年46岁。
孟昶死后，他的母亲李氏全无悲戚。她以酒酹地，高声说：“你不能为了江山社稷和蜀中百姓而死，活着也只是苟延残喘自取其辱。我之所以冒死和你来到东京，只因为你是我的儿子。今天你撒手西归，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几天后，李氏绝食而死。
后蜀王国的覆灭，标志着以四川为基地的割剧王国到此告一段落。从此之后，四川再也没有出现过割据者，一直作为中央*权管辖的一部分而运转。
后蜀嗣主――孟昶(公元-年)，字保元，蜀主孟知祥第三子。明德元年，立为太子。在位二十八年，国亡，降宋，封秦国公。卒赠楚王，溢恭惠。花蕊夫人(生卒年不祥)一一也姓徐，一说姓费，封为慧妃。孟本的妃子青城(今都江堰市东南)人，号花蕊夫人。世传《花蕊夫人宫词》多篇，《全唐诗》归属于孟昶妃。
孟昶与芙蓉
宋朝大文学家苏轼吟：“千林扫作一番*，只有芙蓉独自芳;唤作拒霜知未称，看末却是最宜霜。”宋孝宗也称颂木芙蓉道：“托根不与菊为奴，历尽风霜未肯降。”故芙蓉又名“拒霜”。成都一名的末历，据《太平环宇记》记载，是借用西周建都的历史经过，“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山，一年成邑，三年成都，因之名曰成都”。成都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它的名字，两千多年末从未变更过，这在中国地名丈上实属罕见;二是两千多年来，成都一直是四川地区的郡、州、府、道、省等行*区划的首府所在地(包括几个独立王朝的都城)，从未变更过，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历丈最悠久的省会城市之一。五代后蜀后主孟昶及费氏宠妃(花蕊夫人)喜赏名花，偏爱芙蓉，下令在都城成都的城墙上遍植芙蓉树，并派专人护理。后人继承此俗，遍地栽植芙蓉树，每到秋季，芙蓉花开，满城锦绣，花香四溢，成都因此得名“芙蓉城”。五代十国时后蜀主孟昶，曾用芙蓉花染结为帐，取名“芙蓉帐”。芙蓉现为成都市市花。
孟昶与春联
在桃木板上写联语，称之为“春联”，是从五代时的后蜀开始的。后蜀广*二十七年(公元年)春节前夕，后蜀主孟昶想试试群臣的才华，下令要群臣在“桃符板”上题写对句。当群臣把对句写好给孟昶过目时，孟昶都不满意，就亲自提笔在“桃符板上”写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十字。孟旋在桃符板上写的达副对联，是成都也是中国最早的一幅春联。随着造纸业的发展，用大红纸写春联的风俗就在全国传开，每年自入腊以后，即有文人墨客，书写春联，展示才华。千家万户亦渐次贴挂，以图新岁国泰民安，丰衣足食，这一风俗一直沿用到现在。
四十里锦绣
说到芙蓉花，谁都会想到花蕊夫人，说她好赏百花，尤爱芙蓉，常在家中做芙蓉花冠戴之。孟昶为博其欢心，在城墙和宫苑内外广布此花，那些花争奇斗艳。赏花时节万人空巷，花也被这节日般热闹陶醉，于是有了醉芙蓉--清晨粉红中午桃红傍晚深红，因赏花人的多少一色三变。
其实，成都爱芙蓉的何止花蕊夫人？据传同时期在城郊西北桥处有陈光弟之女陈晓蓉，百媚千娇，五岁能诗。16岁时寻得一株芙蓉植于中庭，有年中秋，月光皎洁清风送爽，晓蓉芙蓉相对生辉，晓蓉触景生情文思泉涌，秉烛设案对花赋诗，其中有：“玉露丰韵怕见蝶，花貌绝色不闻莺。”“君实不愧花中王，夺得满院气象新”之句。其才情不胫而走，有宫女告知花蕊夫人后，两人某日扮平民女子乘轿出宫直奔陈家，晓蓉、花蕊夫人互生倾慕引为知己。花蕊夫人读了晓蓉之芙蓉新诗大加称赞，也随即吟诗一首，其中有：“花为谢君花增色，月为伴花月更明，君作新词临花诵，花*月*也应声。”主人置酒待客，花蕊夫人吟了一联：明明媚媚，艳艳红红，胜似天姿国色。陈晓蓉沉思片刻也补出下联……
“四十里锦绣”的芙蓉花在孟昶和花蕊夫人离去后日渐凋零，但仍有许多普通百姓深爱此花。乾隆五十四年，四川总督李世杰打算恢复广植芙蓉之旧观，虽查不到其最后成效如何，但却留下了他《种芙蓉记》的石碑，此碑1年拆瓮城时遗失。今天蓉城除金牛大道、三环路等处大规模种植芙蓉外，在市区街头也随处可见。
人们记住了花蕊夫人、卓文君、薛涛这些美丽才华出众的女性，但也湮没了像陈晓蓉般同样美丽有才的女子。不论是记住了的，还是忘却了的，她们身上都体现了成都女性“花貌绝色”，才思敏捷等特质。
似水年华猛追湾杰子/文
从四十多年前的荒芜坟地，到今日热闹的泳池，猛追湾一带的变迁故事，至今仍留在老成都人的记忆之中。那里曾是“耍朋友”的好去处，也曾是文物贩子最早的交易地之一。
老成都的游泳池，能留存到现在的，只有猛追湾一家。自从这家游泳池在上世纪50年代末建成后，就成了成都百姓消夏避暑的乐园，一到夏天，池子里的人多得像下饺子，其热闹程度丝毫不亚于今日，当时还在读小学的冯水木，就是那里的常客。
游泳得有游泳证
成都最早的游泳池，应是名气颇大的“南虹”。新中国成立前，有个*阀的漂亮太太慕名前去游泳，引来不少人去看难得一见的泳装。但即便是这样一个有名的游泳池，也只有一个泳池，远不如后来出现的猛追湾游泳池。猛追湾游泳池起码有几十亩地，除了漂亮的屋宇、众多的绿树，还有跳水池、甲池、乙池、儿童戏水池四个池子，这样的规模和气派，在当时的成都算是首屈一指。
四个池子中，戏水池最浅，乙池则很适中，水齐脖子深，学游泳的人或泳技不精的人，大多在这个池子，所以这儿常常是爆满，有可能一蹬腿就蹬到别人背上去了，引来一番白眼。甲池的水就更深些，能没过人头，每次都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敢问津，跳水池则更是一般人不能去的地方，那高高的跳水台看着都让人目眩。只有那些专业运动员在此训练。
上世纪60年代时猛追湾游泳池的门票，才几分钱一张，按当时的物价来说并不算贵，但想要买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冯水木说：“想要买票，必须得有游泳证。猛追湾游泳池卖票的工作人员，可较真了，有证才有票，决不含糊。此外，办游泳证，也得大费一番周章。”
据他说，医院，被医生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个遍，再交上照片，医生盖上章才算完事。一旦发现有什么会传染的皮肤病或脚气之类的疾病，游泳证是绝对拿不到的，只能去府南河里畅游。
除了为老百姓提供游泳的场地外，猛追湾游泳池还有其他用武之地。一位王姓大爷说，当年的很多群众活动，都在猛追湾、人民公园、文化宫这些地方举行。他小时候还曾在学校的组织下，到猛追湾搞过无线电实验活动，背着个小匣子，根据信号到树丛中找寻目标，很是有趣。此外，还有不少人到游泳池并不是来游泳，而是花上几分钱，在树阴底下喝杯茶，这也是件很惬意的事。
白天的猛追湾，无疑是热闹的，到了傍晚，喝茶、游泳的人陆续散去，本应有些冷清，但事实并不是如此，这里还有件事吸引着东门一带的人们前去，尤其是那些贪玩的小孩子。傍晚时分，就有工作人员在两个游泳的池子之间拉起宽宽的银幕，放起“坝坝电影”，吃过晚饭的人们从邻近的街道陆陆续续地赶来，在一个狭长的看台上坐下，等待电影开映。冯水木说：“虽然当时放映的片子都有些陈旧，什么《林海雪原》、《平原游击队》、《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等，都看了很多遍。但吹着凉爽的河风，在美丽的夜色中看看电影，拉拉家常，感觉还是挺不错。小孩子们则笑闹着追逐嬉戏，心思根本不在影片上。”
泳池建在坟地上
一些老人曾对笔者说过，明末时，张献忠打四川，打了糠市街，再打猛追湾一带，势如破竹。幸好大慈寺的武僧出来迎战，他们个个武艺高强，把张献忠的大西兵打了个落花流水，并猛追不舍，所以这里就名“猛追湾”，成都人说的“母猪湾”是口误。这一大片地方，兵戾之气很重，晚上从这里走过，有些阴森。
当然，这些老人们也是道听途说得来的故事，但游泳池没修建起来前，猛追湾一带远没有这么热闹却是不争的事实。这里本属老成都的东郊，算是个偏僻的地方，还有一片阴森的乱坟岗。因为靠近河边，所以到处长满长长的芦苇、芭茅草，更添几分凄凉。住在东门的那些贫苦人家家里一旦有人去世，就只好就近葬在此处。据一位家住这附近的老人回忆，有个小土坡附近，长了不少高大的柏树，柏树下都是大大小小的坟包，一到夜晚，磷火闪烁，很是吓人，几乎没有人敢在这里逗留。这样的情形，直到猛追湾游泳池建成，方才彻底改变。
老城墙上“耍朋友”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猛追湾一带更是成了一个市民休闲的天然公园。每天清晨，东郊*工厂的工人们就早早来到游泳池，脱了外衣，拿出准备好的护具，“乒乒乓乓”就开始练武，直到上班时间到了方才离开。这种对搏实战，吸引了不少人来看热闹。
而游泳池附近的二号桥一带，则是情侣约会的好地方。这里有着漂亮的田园风光，一片片稻田相连，鹭鸶（白鹭）、“点水雀”上下翻飞，叫声宛转动听。情侣们在田埂上携手漫步，说说情话，自然乐在其中。
游泳池外，还有一段古老的东较场城墙，这里也是个“耍朋友”的绝佳去处。冯水木说：“那时候成都的年轻人，大多在人民公园约会。一到晚上，公园里林子深处黑乎乎的，但走近一看，全是一对对‘耍朋友’的。偶尔还有一些老太太拿着手电筒一晃，呵斥一声，吓得本来肩并肩头挨头的男男女女赶忙分开，等老太太们走后又重新‘聚首’。这样‘耍朋友’很是辛苦。而猛追湾的城墙一带，知道的年轻人不多，这里非常清静，没人打扰，风景也美得没法说。”
当年冯水木就常常带着女友，在城墙上慢慢逛耍。当时东门还没有什么高大的建筑，从城墙上望下来，万家灯火尽收眼底，分外浪漫。况且这个地方不仅不像公园那样收门票，也没人来限制时间，冯水木在这里尽情地和女友谈情说爱，常常11点过才回家。说起此事，冯水木颇有些得意：“当年的女友后来成了我的妻子，直到现在她还常夸我当年能找到这么好这么幽静的场所，够机灵。”
茶摊子上卖古董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猛追湾游泳池里的茶摊子，生意日益兴隆起来，这得归功于一批特殊的茶客。如今在送仙桥的罗老板，是当年的茶客之一，他回忆说，他们这批茶客本是普通的文物爱好者，经常早早到来，花上5角钱泡上一杯花茶，占个位子，然后口沫横飞地神侃，讲讲某天在哪里看到过一个上等的玉器，讲讲自己家里有几个珍稀的香炉……日子一长，就有人拿了些小件的古钱币或玉器来，摆在茶桌子上让别人“开开眼界”，但一般并没有交易。一次，有人看上了桌上的东西，嚷着喊开个价，没想到东西的主人也很爽快，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就做成了一笔生意。大概是有人开了先例，小规模的文物交易就在猛追湾游泳池里的茶摊上出现了。此后，就有文物贩子来当起了茶客，也有茶客成了文物贩子。后来，大家觉得在茶摊上做生意有些不方便，才有人摆起了地摊。这个地方，可能是成都最早的文物交易发源地之一。
此后，东门一带也渐渐繁华了起来，路修宽了，住家户多了，猛追湾那里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餐馆、高高的楼房。游泳池的设施也不断地更新，到了今天也算得上是个很不错的游乐之地，不知不觉，这个古老的泳池已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岁月变迁。
刨一刨成都的根 成都晚报
近期，随着成都地方文化热的升温，市面上出现了不少深度挖掘成都城市文化的好书，如再版的《成都城坊古迹考》《成都通览》。越来越多的成都人已意识到自己应有这样的心灵自觉：现代化的激速跃进过程，不应以牺牲传统根脉为代价，当代成都人应奋起保卫自己的城市文化根脉，而不是寄生在这个文化上。
为此，2月6日上午，晚报副刊部和成都民俗文化研究会联袂组织了“成都问根”专题座谈会。
人文成都应守护“常识”
卢泽明(随笔作家、成都晚报副刊部主任)：
成都这几年的变化太大了。“发展”是不是一个绝对正确的概念，我看可以存疑。成都是一座拥有两千多年建城史的文化名城，现在还在打“历史文化名城”的牌，起码我们应该知道这座城市的根在哪里。比如我们在每一条街道上，应能看到具有成都特质的文化符号。但是很遗憾，成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充满了许多时髦而又莫名其妙的东西，造出来的东西作伪、作假的不少。在我看来，什么是这座城市真正的根脉，值得我们去思考。根脉的东西被破坏了，历史就会消失，城市文化就会空心化，甚至成为一句空话。这座城市有许多昔日的东西是值得我们珍视的。所以，最近出了不少关于成都文化的好书，是一个好现象。我记得看过沙河老师的一篇文章：《我所认识的美国人》，在这篇文章里，沙河老师认为，一百年间，我们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文章记述了沙河老师十多岁时修新津机场，美国人来华抗战的那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几乎被掩盖了，被人们所遗忘。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城市文化中间，很多人都不知道历史真实了，大众传媒应在这方面担负起应有的职责。当然，这是题外话，今天，我不是主角，在座的诸位专家才是，感谢你们的到来。
吴鸿(成都著名出版人)：
只要是关于成都地域文化的，好的、优秀的书，我们都想出。我们通过图书，为这座城市留下一份文化的积淀，其目的只有一个：让大家来
白郎(随笔作家、晚报副刊编辑)：
一股“新传统主义”浪潮显然已在中国刮起来了，这股文化浪潮的核心是传统元素的复兴，许多地方都在打这张牌，成都也是如此。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点值得高度注意，即各方面的精英提了许多很好的思路和规划，但这些东西在“落地”操作时，是按市场规则让公司来运作的，这时候问题就出现了，许多公司追求的是经济利益，一般不会考虑太多太远，保留至今的好东西于是反而遭到了严重破坏，背离了当初的愿景。这个问题是很多的，亟待解决。另外，传统犹如一条河，必然要流淌，要时代化，那么哪些东西是要坚守的呢？对于这一点，我最近经常喜欢说一个词：“常识”，我觉得应该梳理出成都文化之所以成其为成都文化的那些具有标记意义的文化元素，这些东西构成了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内在支撑，同时是这座城市的人文“常识”，其形式会不断变异，但基本的精神性是不变的。成都，必须守护“常识”。
岱峻(著名学者、《四川*协报》副总编)：
说到成都市井文化与成都区域文化书籍这个话题，我想起沙河先生曾说：“要了解近代的成都，应去宽巷子；要了解民国的成都，应去华西坝。”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华西坝的书，从3年起，开始做华西坝历史的调查研究工作，跑了不少点，收集了大量口述历史资料。成都的地域文化在全国扮演了主导与领*地位的，有两个时期，一个是唐代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幸蜀时期，就像现在出的《大慈寺壁画》一书所表现的那样。还有一个时期，就是抗战时期。那时的华西坝可以说在中国文化界占尽了风光。这里汇聚了华西协合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等著名学府，清华大学的“四大名旦”陈寅恪、吴宓、李芳桂、萧公权都流寓于此。这段历史，是成都学术影响最大的一个时期。但这段属于成都的光荣历史被许多人忽视了。比如吴宓，大家一说都知道，但他究竟做了什么，却鲜有人知道。吴宓先生，大家都知道他学术做得好，其实，他更是一个诗人。又如萧公权先生，他是我们成都人，青年时期是在崇州度过的。他为老川大写了校歌，也是海外最具影响力的华人学者之一。他的博士论文，一出来就是剑桥学术名著。年他写的《中国*治思想史》，至今无人超越。我们成都人，对于“萧公权”这个名字，就是在文化人中，可能也是太陌生了。可见，华西坝在成都市井文化中是很重要的。
城市是硬件，也是软件
郑光路(著名文史专家)：
弘扬成都的城市文化，涉及到硬件、软件两个方面。成都的硬件建设，应脱离庸俗的方向，避免“打掉真牙，安上假牙，甚至是金牙”。文化硬件建设如果出现了败笔，就容易误导历史，误导后人，会破坏掉一座城市历史的根与文化的命脉。文化软件是成都鲜活的内在载体，是这座城市生命力的体现，这种生命力应让它自然地流淌。如何更加真实地再现成都的历史，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选择“以研究历史的态度去创作文学，以文学的方式去表述历史”的方法。我一直在写一本《成都噩梦》，记录明末清初被毁的天府之国，当时，历经大动乱的成都只剩了一百多户人，梳理成都现在的市井文化，不了解那段历史是不行的。
张世英(成都民俗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不少老人一说到过去，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苦”，但那时的生活，内心反而有一种平静，人与人之间有一份亲情。我们编辑《成都掌故》，先后编了三辑，编辑的过程，就是对成都历史打捞的过程。“去旧修新”带来了文化的流失。比如那些对大众心灵有安抚作用的传统节日大多消失了。我们现在也是通过春节，把全球的华人凝集在一起，如果春节没有了，大家各过各的，人心就散了，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就没有了。对于传统文化，我们应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上来认识。与其去评说时下西方节庆的入侵，还不如把自己的传统节庆保护好、传承好。我相信，我们自己的文化与历史一旦丢多了，人心就会变浮躁了。
杨尚孔(成都民俗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现在需要有人来继续为成都人招文化之*。这些年，成都民俗文化研究会一直在做市井文化方面的工作，出了一些书，如《府南两河史话》《沙河史话》，最近我们将推出《成都竹枝词全编——竹枝情韵话成都》，竹枝词这种文学形式很有乡土气息，很有细腻的亲和力。我们研究会拥有一批不辞辛劳、热爱这座城市的老专家、老学者，他们一直在努力，和成都同呼吸，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明城墙前，热泪盈眶
流沙河(著名诗人、学者)：
我在年轻的时候，对待传统文化是个“革命派”，当时不是我一个，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青年都是那样的。当时以破坏为荣，以破坏为常态。我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听李劼人先生演讲，当时，他是成都市副市长。他说：今后的成都，站在皇城那个楼上向南一看，是一条几十米宽的大道向外杀出去。我当时心里非常激动。但过了几十年，我才想起，这是多么地可怕。他还算是我们成都人中最有文化的，是知识分子的代表。当初他都是这种革命思想。以后我个人的经历“痛到南墙”才开始反省。到后来，我就很悲观，我今年76岁，是在解放前夕进的川大，也许，我这一代人，就是旧社会的最后一代人了。说旧社会给了很多恶劣影响，我们算最后一代人了；但是说旧社会给予了很多文化的滋养与陶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算最后一代人了。到以后，也许就没有我们这些人了。我们也许做不了什么，但把过去写下来，让后来的人知道过去的人是什么样子，他们如何生活，就是立了一个历史标杆，到时在现实生活中不时想起，拿来校正现实。我认为历史文化的作用之一，是拿来校正现实的。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成都，历史并不长，只有多年。因为多年前全毁光了。前年一个夏天，我觉得心里有很多失落。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看见的成都城墙，那时从五世同堂街出来，沿路都是东门城墙。那一段城墙，我熟悉得很。我想去看一下，但找不到了。我去问，都说没有了。东门城墙，我还有特别的感受，因为张献忠攻陷成都城，首先攻破的就是东门城墙。前后找了一个多月，走到*扒街那边，感觉就在附近。有一天，突然在青莲下街找到了，我在那里哭了起来。这是成都东城墙与南城墙转拐那一节的残址，还有一段六七十米长的老城墙，城墙下段是明代的，距今已年了。一个推土机，正在操作，要把这里拆了，一尺多长的老砖，乱丢了一地，我看见心里好痛。
说起成都的城墙，古人为这个事是费过心思的。宋代人专门有记载，在现在石室中学的背后，有一节张仪筑成都时留下来的墙，宋代的人把它作为重要的一个景观保存下来。多年前的墙，古人都知道珍惜。今天，我们应多有一些反省。
焦虎三(人文地理作家、晚报副刊编辑)：
美国学者乔姆斯基近日接受美国《人物周刊》专访时，在被问及知识分子的责任时，他回答道：“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发掘真相，并帮助他人找到真相；设法和当下的主流竞争并且交战；设法让这个世界进步，这才是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将这句话放在今天与会的众多学者、专家的身上，我认为是恰当的。“发掘真相，并帮助他人找到真相”，这就是大家面对这座城市，在共同努力做的一件事。我们在寻找成都的历史，即使它消失了，变成了一个梦。一座城市，如果没有了它的梦，没有它的过去，它便没有了将来。
冯广宏(著名学者)：
上世纪九十年代，大科甲巷施工发现了唐代的下水道和宋代的八角井，成都市考古队叫我去看。走进下水道时，四周全是汉砖。我年轻时1米70，老了1米67，下水道内，人还站得直，那个墙，双手平伸还摸不到，就那么高，那么宽。宋代的八角井很大，很精美。我找到施工方代表，希望他们建大楼时，把下水道和八角井遗址保留下来，恢复历史的原样。我告诉施工方代表：“唐代的商业区如果保留在春熙路，新旧商业区的对比，将是我们这座城市多么大的一个亮点。”施工方代表回答说：“我要请示总部，遗址给你保留三个月不动。”几个月后，一座商贸大楼越修越高，但遗址被埋进了地下。
在中国古代，市，就是商业区，有市必有井，集市常常又跟庙宇联系在一起，但这些，都没有能保留下来。这座城市的一笔文化遗产就这样消失了。可叹啊。
(张三元/整理)
成都街名的来历
（成都城区街道通览上的，吴世先主编）
1.文庙街：全国普遍修建文庙，专祀孔子，始于[唐代]。唐以前，则皆奉祀周公。汉景帝（公元前～年）时，文翁（本名文*翁，江西人，[汉代]人修史，省略“*”字，于是以文翁之名流传）为蜀郡守，创建周公礼殿，为保护书籍，用石料修筑，号称“石室”。此殿历[两汉]、[三国]、[西晋]各代，[东晋]桓温伐蜀时，都还亲自看见过。这条街原名文翁坊，是以街口立有纪念文翁的牌楼而得名，后经战乱，殿毁而坊亦圯，唐人于其故址建孔庙，兴学宫。学宫各代相承，[清代]为锦江书院。[清末]改学堂，为成都府中学。辛亥革命后，称成都联合中学。之后，改为石室中学。年后为成都市第四中学。文庙迄今未毁尽，现以文庙的方位，分为前、后、西三街。 2.文圣街：成都古时为蜀都，设郡守。唐玄宗幸蜀，升为南京，郡守也随之升为京尹。同城又设成都县令。到了[宋代]，又将广平县衙移入城内，改广平为华阳县。从此，成都城内便有一个郡（后又改为府）衙和两个县衙。郡有郡学，县有县学，郡、县又各建自己的文庙，郡守、县令各率其直属的学生到郡、县文庙内祭奠孔子。这样，成都便有三座文庙。成都东南属华阳县，文庙建在石室巷（旧名何公巷，因[明代]成都教授何公夫妇殉职，在学署内掩葬而得名）口。成都西北属成都县，文圣街便是成都县文庙所在地。令我不解的是白家塘辖区还有一个文庙街。文庙因系大祀，不象佛庙道观，可以随便修建。成都是一府两县所在地，只能有三座文庙。为什么多出一个文庙街来，有待实地考询。 3.武圣街：神是人封的。武圣和文圣一样，亦随朝代的变迁而变换。在[唐代]，对武将的祀典，以姜（尚）太公为首。[南宋]孝宗（公元年）以后，供奉岳（飞）忠武王为武圣。到了[清代]，不再供奉岳飞了，改祀关（羽）壮缪侯。但公道在人心，关羽虽因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的流行而受人敬仰，而岳飞更以光复中华的民族英雄而受人尊崇。进入民国，关、岳并祀，在南门二巷子立关岳庙。与文圣街接近的武圣街，是专祀关羽的关庙。
4.大慈寺街：学佛人多言玄奘法师在成都大慈寺受戒，但无充分根据。文献记载，大慈寺建于唐至德二年（公元年）。是年，唐肃宗迎其父玄宗回长安，这座佛庙是肃宗敕建的。匾额御书“大圣慈寺”四字。规模极大，占东门小半城。旧时传说，此处原是佛寺，肃宗虽在甘肃灵武即皇帝位，而削平“安禄山之乱”则是以成都为复兴基地，想当然是受佛力的庇护。于是将旧寺扩建，并御题匾额，希后代加以保护。其后，果然生效，他的后人唐武宗李炎崇道教，灭佛教，史称“会昌灭法”。因大慈寺的匾额是他先人御笔，不在除毁之列。直到[宋代]，房屋甚多，竟成了大市场，壁书、壁画更使海内名流倾倒。寺庙大部毁于战乱的[明代]末年，文物壁画也随之付之一炬。今天尚能看到的殿宇，是清唐熙（公元～）年间重建，其规模已远远不能与昔日相比了。 5.喇嘛寺街：清时，班禅、达赖每年要遣使向中央*府进贡，路经成都即住此寺中。尼泊尔、不丹、廓尔喀的使者路过成都，亦在此寺接待。寺中所奉之佛为宗喀巴，非释迦牟尼，与西藏、青海、蒙古相同。 6.和平街：旧名骆公祠街，再前为子龙塘街。相传为[蜀汉]赵云故第所在地。我曾亲见塘坎砌青石，大书“汉赵顺平侯洗马池”八个字。池上有亭馆假山，种梅树百株，为当时士大夫宴集之地。清同治年间，太平天国欲取西蜀，清廷擢升湖南巡抚骆秉境为四川总督，辅以湘*系统的文人刘蓉来川镇摄，率*消灭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于大渡河畔。骆以镇压农民起义有功，官拜协办大学士。死后，在子龙塘侧建祠（相传骆死之夕，有陨石坠子龙塘），遂改街名为骆公祠街。骆秉璋是个大刽子手，将该街改为和平街是顺乎民心的。但是，若把它恢复为子龙塘街，以纪念蜀汉名将赵云，一定会更受群众欢迎。
7.康庄街：旧名康公庙街。元末，战乱中，省城残破极重。公元年，明太祖朱元璋作了大明开国皇帝以后，分封他的儿子们为王。如：封第四子朱棣为燕王，驻北京；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驻成都等。当时朱椿年纪很小，又最为朱元璋所喜爱。受封以后，朱元璋仍旧留他在南京宫中，而叫一个姓康的太监，先到成都，为朱椿营建宫室，并嘱咐修好点。康太监奉了圣旨，驰赴成都，大兴土木，务为豪华堂皇，制拟京师，连筑城的基土，也认为成都的不够坚实，要从汉中传驿运来。数年之间，从[明代]国库中花了大量钱财。而康太监还自恃圣旨在手，继续软索硬要。户部无法，便上奏朱元璋，说康太监把国库都花空虚了。朱大怒，以为是康中饱了，便敕他自尽。帝命难违，康便服*而死。
等到诸藩就国之后，各个藩府年年都在闹培修费。唯独成都没有这项报销，并且雨再大也不受水淹。这才发觉康太监修的蜀王府，奠基的工夫用得深，钱虽花在看不见的地方，却可一劳永逸。及至朱椿长大，来成都就藩，发现康太监为他修的宫殿，如此富丽雄伟，必然要用那么多的钱，朱元璋说他贪污，敕他死，显然是冤枉。于是，便为康太监修了一座祠堂来悼念他，取名“康公庙”，遗址就在今天的康公庙街。
8.鎣华寺街：相传彭县鎣华山有一个学佛的人，心极慈悲，乘驴行而不施鞭策。成正果后，善男信女为他立庙，号“鎣华祖师”。成都亦立了庙，在东较场附近。[清末]，该庙被*队占为兵营，哥老会众又在外东三官堂街购地新建一庙，石柱为楹，以为奉祀。成城中学创办时，租其殿为礼堂，至今如故，这就是现在的成都第十九中学。
9.三官堂街：三官堂为道观，亦称“三元宫”。道家以天、地、水府为“三元”，又号“三官”，街以建三官堂得名。至于三元巷则是科举时代，希望出状元、会元、解元，乃祝愿之意，与神庙无关。
10.五岳宫街：“岳”为山之尊。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汉文帝名刘恒，汉代人避讳，改称常山），中岳嵩山，合称五岳。古代以三公之礼，祭五之神，所谓“五岳秩皆三公”（韩愈诗），那是很庄重的，是街为五岳宫所在地，今庙毁街存。
11.纯阳观街：纯阳观是供奉“八仙”之一吕洞宾的道观。唐末，进士吕岩（洞宾）弃官学道，道号“纯阳子”，取道书“有一分阴气，不得成仙；有一分阳气，不得成*”之意。初仅邯郸有吕洞宾祠，[清末]慈禧专权，满汉文武大臣及国人皆以为非。慈禧乃假托自己系纯阳下凡，应享受万民烟火，一班谄佞之臣也纷纷上书大拍马屁。于是慈禧下令全国大中城市皆修“纯阳观”，列入祀典，则遍天下都有纯阳观了。成都的纯阳观规模甚大，占地四条街，有房产上百间。 12.城隍庙街与城隍巷：祭祀“水”与“庸”（与墉同）的典礼，《礼记》有记载。“水”即隍，即池。“庸”即城，古代的城墙濠沟，是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防御工事，所以古人造神以祀之，称城隍。成都有三座城隍庙。郡城隍庙（即府城隍庙），在东大街，街未以庙命名。成都、华阳两县各有各的城隍庙。城隍庙街的城隍庙属华阳县，成都县的城隍庙所在地，则称城隍巷，以示区别。
13.报恩寺街：即宋公桥街，又名茗粥街。[明代]初年的大文学家宋濂（字潜溪），曾经教过太子和诸王读书，他是宰相李善长的亲家。后因李善长出了祸事，宋受株连，判为死罪，后得到马皇后的解救，谪贬四川夔州，不久遂死。蜀王是他的学生，将宋濂的尸体迎来成都，葬于静居寺侧，并改静居寺为报恩寺（又称潜溪祠）祭祀宋濂，以表学生报答师恩的诚意。[清代]，为华阳县的书院。号潜溪书院。有小桥，称宋公桥。桥头有不少慈善人家施茶，施稀饭，故人们又称之为茗粥街。
14.昭忠祠街：昭忠祠是[清代]专祀内外各战役中死烈的文武官吏的祠堂，经朝廷批准，才能入祠。
15.忠烈祠街：忠烈祠建于[民国]初年，是专为纪念辛亥革命、保路运动中牺牲的烈士而设的祠堂。当时的**府设有“稽勋局”，负责调查审核，合格者才能入祠。该祠由专制时代的“会府”改建。会府是省城的大官们聚会朝拜皇帝的地方，供奉着木刻九龙牌位。上写：“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十一个金字。是街旧称会府街，后改称忠烈祠街。
16.奎星楼街：中国的旧星象家说，奎星是“二十八宿”之一，一共有五个星点，经常疏散排列。如五星相聚，则为文教昌明之象。又说，北斗七星，第一颗称魁星，所以科举时代中了状元，谓之“大魁天下”。“奎”“魁”读音相近，于是奎宿与魁星也分不清了，奎星楼，魁星阁也成了一回事。“魁”从斗、*声，是谐音字。于是世俗塑造的魁星佬，都是凶神恶煞的*象，还手持朱笔，摆出一副点状元的架势呢！
17.惜字宫街和字库街：北齐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说：文*是“古圣贤心迹”，所以字纸不可秽用，废弃的字纸，应于焚化，可见敬惜字纸的风气，由来已久。惜字宫是供奉传说中的汉字发明者仓颉的庙宇。焚化字纸，别有字库。惜字宫街和字库街，皆因此得名。
18.放生池街：佛教信徙讲究放生，以修来世。他们购地凿池，将水产动物放生于池内，让它们自由成活。放生池外筑墙高隔，前面的街墙上有石刻对联：“放乎中流随物性，生之者众见天机”。池上亭榭的联文是：“荷芰夏尤佳，淼淼漫漫三十庙；龟鱼晓无数，堂堂策策百千头。”池今已平。
19.黉门街：黉门是学宫，旧时称士子考上秀才为“身入黉门”。[清末]停科举，两湖总督张之洞怕传统的国家从此衰废，奏请清廷的文化较高的省份创办“存古学堂”一所，取秀才应考，八年才得毕业。四川省在成都南门外买得杨昭勇侯赐等为堂址，招生开学，命这里为黉门街。[民国]改“存古学堂”为“国学院”，待亦易名为国学巷。
20.慈惠堂街：慈惠堂创于清雍正十三年（年）。堂门有全金大匾额，为“慈惠堂”三大字，是省会办的慈善机关。有田数百庙作为办堂的基金，*府每月有津贴，收养孤贫四百余人，以一候补道员负责主办。[民国]十四、五年（～26年）间，改官办为绅办，于是恭请“五老七贤”中的尹仲锡先生为总理，全权负责承办。尹承办二十多年，采取措施变单纯消费机构为若干个生产机构，在原来的基础上，创造出价值百万元以上的财产田八千亩，街房无算。抗日战争中，纳养沦陷区的难民、难童以及弃婴达八千余人，尹先生劳瘁至死。之所以把这条街列入以祠庙命名类，是因为堂创立以前，是一道观，庙内塑有灵官神像，俗传极为灵验。凡遭纠纷事件，官府还判不明息不了的官司，只要说一声到灵官神前*咒，无理的人惧怕神仙显灵，便默默认输了。
21.帘官公所街：科举时代，各州县学子赴省城考举人，谓之乡试，[明代]初年的正副考官，是聘请名士担任，官职高低，在所不计。以后认为这样不够威严隆重，便由皇帝钦差大主考、副主考，赴各省主持乡试。虽然主考官不管行*事务，专阅试卷，决定去取，但是像四川这样的大省，有一万多名考生，连试三场，各作文十三艺，如此大量的试卷，断非两位主考官在个把月内可以看得完的。这就必须有同考官先行分阅，选拔优异的文卷上呈，谓之“荐卷”。正副主考再就“荐卷”审阅，然后会同公议，择优录取。这些同考官，是从外地“实缺知县”中，选择资历高、负文名的人，临时调来当差的。到省城时，便招待在帘官公所内，由总督对他进行一次考试，从中选取内帘官十三房，专阅试卷。外帘官无定额，负责办理收卷及校对、誊录（考生的本卷初不直呈，必由外帘官雇人誊抄一道，以免考官从字迹上认出是何人的试卷而循私舞弊）等事务。那第这些考官为什么称为帘官呢？因为考官进场阅卷以后，便垂帘与外界隔绝，免生弊窦，因而称为“帘官”。帘官公所用现代话说就是接待考官的招待所。
22.燕鲁公所街：河北省简称燕（亦称冀），山东省简称鲁，燕鲁公所是在这两省合建的会馆。规模较大，式样也好。[清代]，皇帝派来主持乡试的正、副主考官到成都，地方行*官员为他洗尘、饯行和做生，都在这里举行。迎、送倒容易理解，为什么还做生呢？未必每科的正、副主考官统统都生在那一个月内吗？这里面有个公开的秘密。那时，凡是钦差大臣，不管是从成都过路，还是专程来省内查案，公毕回京，地方上的大官们，都要送他点礼，塞他点包袱，望他回奏时说些好话，这叫“包荒”。那么，只管审卷衡文的主考官，不问*下，地方官怕他什么呢？怕就怕在他官衔上带有“钦差”二字。他虽不问*事，但回京后必然要向皇帝销差。万一皇帝随便问起：“你们把某省的民情吏治所见所闻奏来我听。”这中间是否公道正直便难说了。所以，便借做生为名，馈送寿礼。据说每人所得也不过几百两银子，但比过年时给灶王爷敬麦芽糖，请他“上天言好事”所花的钱要多得多了。
23.江南馆街：前清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归一个总督管辖，称谓“江南总督”。因江苏并不在长江之南，又改称“两江总督”。但江南之名，流传既久，所以三省人合建的会馆仍叫江南会馆。开始时，三省会馆各了各，这条街便叫三道会馆街。以后合为一所，统称江南会馆，街也因馆而易名。过去本省的人不能做本省的行*官员（武官则可），叫做“避籍”。人死外乡，必归葬故里。一时不能归葬，只好将灵柩停放在会馆里，有的停放达十年之久。所以经常有会馆闹*的传闻，而又以江南馆最甚。各个会馆都要选本省历史上乡望最高者当神供奉，有的不只一尊。如山西馆供关羽，燕鲁公所供孔、孟二夫子。而江南会馆的神位极多，戏台多达七座，随时都在办神会──演戏。名谓乐神实为乐人，冠盖云集，在成都堪称“冠*”。光绪（5～）年间，江苏盱眙人吴棠任四川总督，特遣人从江苏昆山训练一部唱昆曲的科生，来成都供官场宴乐，号“舒颐班”，取开口而笑之义。这个班子以后便永远留在成都，与川剧融合，对川剧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24.湖广馆街：即现在的东风路二段。年前的智育电影院，就是这个会馆改建，今为红旗剧场。 25.陕西街：为陕西会馆所在地。[清代]以来，四川的大商业，多由“陕帮”垄断，财力雄厚，会馆宏敞，街道也宽。今馆废，街亦因不在交通线上而冷落了。
26.贵州馆街：贵州省以贫瘠著称，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之说，所以会馆也小。后来贵州人李世杰、丁宝桢先后任四川总督，为了争体面，对旧会馆扩而大之，戏台、耳楼都盖得很精整。辛亥革命时，巡防*哗变，四川藩库所存的几万两白银，遭乱兵洗劫。**府成立，尹昌衡任都督，经费无着。川剧名旦杨素兰，捐田六十庙助*。当时的袁世凯*府，曾颁发勋章（嘉乐章）表示奖励。杨素兰受勋之日在贵州馆演出《游园》。尹都督多喝了几杯，竟将杨拉下台来，迫其伴酒，台上台下，一片喧闹。警察总督杨维认为尹昌衡失仪，扣他一个月的薪俸，作为处罚。
27.天祥寺街：天祥寺供奉的是文天祥。广东沿海一带，是文天祥抗击元*之地，蜀人也建寺庙祭祀，使我悟得浩然正气的人物，如苏东坡所说：“其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无乎不是。”祀文天祥的祠庙，北京和外地称“文丞相祠”。“文信公祠”，或“文忠烈公祠”，唯独成都直呼“天祥”，更显得亲切。
28.四圣祠街：详见“四圣祠SishengciStreet”。 29.川主庙街：各省各地皆有“土主庙”，奉祀开辟本土有功的或附会与此地有关的名人。四川许多地方奉大禹为“川主”，重庆为古巴国，祀巴满。成都的川主庙则祀李冰。
30.小关庙街：成都的关庙不少，少城内更多。在大城除山西馆奉关羽外，还有老关庙和小关庙。过去*人强占庙产变卖，把老关庙卖给豪家建宅第，改老关庙街为玉泉街，取《三国演义》“关云长玉泉山显圣”之说以留痕迹，故今仅有小关庙街了。
31.玉皇观街：原是道家的庙宇，供玉皇大帝，很宽广。[清末]办学，往往利用庙宇改建。“客籍学堂”就是利用这所庙宇改建的。当时各省的府厅州县都在办学，学生各以其籍贯就学。省城的大官都是外省人，所以特办一所客籍学堂，收少爷公子们读书。后来改名“宾萌学堂”。“宾萌”二字出自墨子，“宾”训宾，“萌”训民，较“客籍”典雅。这个学堂民国初年停办，又在此地创办四川省立第一中学，后迁到少城西胜街新校舍，此外又办宾萌公学。宾萌又停，改为尚志学院。现在是市二中的校址。
32.马王庙街：马王庙在成都之所以有点名气，是因为门首有一副很精彩的对联。联文是：卜王道其昌乎，歌天马来从西极；此房星之精也，有苍龙见于东方。 33.文殊院街：旧佛院毁于明末战乱，[清代]逐渐恢复。[清末]罗思举任四川提督时，以护法神自任，募款大修，四十八根大石柱，从淮州（金堂县淮口镇）运来，因城门窄狭不能通过，在此门城墙拆豁口，才得辇入城内。文殊院石幢上刻有罗思举的名字，因风化看不清了。这座庙可算是成都保存下来的最完整的一座佛庙。
34.三圣街和三圣祠街：四川人崇敬刘（备）关（羽）张（飞），偏州下邑，都建有庙。省城旧时还有三义庙，在提督街，也是奉祀刘、关、张的。
35.张爷庙街：张飞是杀猪匠出身，出自[宋代]平话。《三国演义考证》一书，更有详细记载。所以各乡县的屠宰行业，都建有张爷庙，专祭张飞。成都的张爷庙也是屠宰业所建。
36.坛神庙：旧时里巷，经常有“庆坛”（庆乐坛神）之典，男觋、女巫，持幡跳掷，以湖南一代最盛行。坛神庙与其它庙观不同的是，庙内没有塑神像，用大红纸一张，写了一些神名。据说祖师为赵公明，出自《封神榜》，所以有赵玄坛之称。
成都街名典故(1)
－－以祠、庙、堂、所命名的街道
文庙街：全国普遍修建文庙，专祀孔子，始于[唐代]。唐以前，则皆奉祀周公。汉景帝（公元前～年）时，文翁（本名文*翁，江西人，[汉代]人修史，省略“*”字，于是以文翁之名流传）为蜀郡守，创建周公礼殿，为保护书籍，用石料修筑，号称“石室”。此殿历[两汉]、[三国]、[西晋]各代，[东晋]桓温伐蜀时，都还亲自看见过。这条街原名文翁坊，是以街口立有纪念文翁的牌楼而得名，后经战乱，殿毁而坊亦圯，唐人于其故址建孔庙，兴学宫。学宫各代相承，[清代]为锦江书院。[清末]改学堂，为成都府中学。辛亥革命后，称成都联合中学。之后，改为石室中学。年后为成都市第四中学。文庙迄今未毁尽，现以文庙的方位，分为前、后、西三街。
文圣街：成都古时为蜀都，设郡守。唐玄宗幸蜀，升为南京，郡守也随之升为京尹。同城又设成都县令。到了[宋代]，又将广平县衙移入城内，改广平为华阳县。从此，成都城内便有一个郡（后又改为府）衙和两个县衙。郡有郡学，县有县学，郡、县又各建自己的文庙，郡守、县令各率其直属的学生到郡、县文庙内祭奠孔子。这样，成都便有三座文庙。成都东南属华阳县，文庙建在石室巷（旧名何公巷，因[明代]成都教授何公夫妇殉职，在学署内掩葬而得名）口。成都西北属成都县，文圣街便是成都县文庙所在地。令我不解的是白家塘辖区还有一个文庙街。文庙因系大祀，不象佛庙道观，可以随便修建。成都是一府两县所在地，只能有三座文庙。为什么多出一个文庙街来，有待实地考询。
武圣街：神是人封的。武圣和文圣一样，亦随朝代的变迁而变换。在[唐代]，对武将的祀典，以姜（尚）太公为首。[南宋]孝宗（公元年）以后，供奉岳（飞）忠武王为武圣。到了[清代]，不再供奉岳飞了，改祀关（羽）壮缪侯。但公道在人心，关羽虽因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的流行而受人敬仰，而岳飞更以光复中华的民族英雄而受人尊崇。进入民国，关、岳并祀，在南门二巷子立关岳庙。与文圣街接近的武圣街，是专祀关羽的关庙。大慈寺街：学佛人多言玄奘法师在成都大慈寺受戒，但无充分根据。文献记载，大慈寺建于唐至德二年（公元年）。是年，唐肃宗迎其父玄宗回长安，这座佛庙是肃宗敕建的。匾额御书“大圣慈寺”四字。规模极大，占东门小半城。旧时传说，此处原是佛寺，肃宗虽在甘肃灵武即皇帝位，而削平“安禄山之乱”则是以成都为复兴基地，想当然是受佛力的庇护。于是将旧寺扩建，并御题匾额，希后代加以保护。其后，果然生效，他的后人唐武宗李炎崇道教，灭佛教，史称“会昌灭法”。因大慈寺的匾额是他先人御笔，不在除毁之列。直到[宋代]，房屋甚多，竟成了大市场，壁书、壁画更使海内名流倾倒。寺庙大部毁于战乱的[明代]末年，文物壁画也随之付之一炬。今天尚能看到的殿宇，是清唐熙（公元～）年间重建，其规模已远远不能与昔日相比了。
喇嘛寺街：清时，班禅、达赖每年要遣使向中央*府进贡，路经成都即住此寺中。尼泊尔、不丹、廓尔喀的使者路过成都，亦在此寺接待。寺中所奉之佛为宗喀巴，非释迦牟尼，与西藏、青海、蒙古相同。
和平街：旧名骆公祠街，再前为子龙塘街。相传为[蜀汉]赵云故第所在地。我曾亲见塘坎砌青石，大书“汉赵顺平侯洗马池”八个字。池上有亭馆假山，种梅树百株，为当时士大夫宴集之地。清同治年间，太平天国欲取西蜀，清廷擢升湖南巡抚骆秉境为四川总督，辅以湘*系统的文人刘蓉来川镇摄，率*消灭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于大渡河畔。骆以镇压农民起义有功，官拜协办大学士。死后，在子龙塘侧建祠（相传骆死之夕，有陨石坠子龙塘），遂改街名为骆公祠街。骆秉璋是个大刽子手，将该街改为和平街是顺乎民心的。但是，若把它恢复为子龙塘街，以纪念蜀
汉名将赵云，一定会更受群众欢迎。
康庄街：旧名康公庙街。元末，战乱中，省城残破极重。公元年，明太祖朱元璋作了大明开国皇帝以后，分封他的儿子们为王。如：封第四子朱棣为燕王，驻北京；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驻成都等。当时朱椿年纪很小，又最为朱元璋所喜爱。受封以后，朱元璋仍旧留他在南京宫中，而叫一个姓康的太监，先到成都，为朱椿营建宫室，并嘱咐修好点。康太监奉了圣旨，驰赴成都，大兴土木，务为豪华堂皇，制拟京师，连筑城的基土，也认为成都的不够坚实，要从汉中传驿运来。数年之间，从[明代]国库中花了大量钱财。而康太监还自恃圣旨在手，继续软索硬要
。户部无法，便上奏朱元璋，说康太监把国库都花空虚了。朱大怒，以为是康中饱了，便敕他自尽。帝命难违，康便服*而死。等到诸藩就国之后，各个藩府年年都在闹培修费。唯独成都没有这项报销，并且雨再大也不受水淹。这才发觉康太监修的蜀王府，奠基的工夫用得深，钱虽花在看不见的地方，却可一劳永逸。及至朱椿长大，来成都就藩，发现康太监为他修的宫殿，如此富丽雄伟，必然要用那么多的钱，朱元璋说他贪污，敕他死，显然是冤枉。于是，便为康太监修了一座祠堂来悼念他，取名“康公庙”，遗址就在今天的康公庙街。鎣华寺街：相传彭县鎣华山有一个学佛的人，心极慈悲，乘驴行而不施鞭策。成正果后，善男信女为他立庙，号“鎣华祖师”。成都亦立了庙，在东较场附近。[清末]，该庙被*队占为兵营，哥老会众又在外东三官堂街购地新建一庙，石柱为楹，以为奉祀。成城中学创办时，租其殿为礼堂，至今如故，这就是现在的成都第十九中学。
三官堂街：三官堂为道观，亦称“三元宫”。道家以天、地、水府为“三元”，又号“三官”，街以建三官堂得名。至于三元巷则是科举时代，希望出状元、会元、解元，乃祝愿之意，与神庙无关。
五岳宫街：“岳”为山之尊。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汉文帝名刘恒，汉代人避讳，改称常山），中岳嵩山，合称五岳。古代以三公之礼，祭五岳之神，所谓“五岳秩皆三公”（韩愈诗），那是很庄重的，是街为五岳宫所在地，今庙毁街存。
纯阳观街：纯阳观是供奉“八仙”之一吕洞宾的道观。唐末，进士吕岩（洞宾）弃官学道，道号“纯阳子”，取道书“有一分阴气，不得成仙；有一分阳气，不得成*”之意。初仅邯郸有吕洞宾祠，[清末]慈禧专权，满汉文武大臣及国人皆以为非。慈禧乃假托自己系纯阳下凡，应享受万民烟火，一班谄佞之臣也纷纷上书大拍马屁。于是慈禧下令全国大中城市皆修“纯阳观”，列入祀典，则遍天下都有纯阳观了。成都的纯阳观规模甚大，占地四条街，有房产上百间。
城隍庙街与城隍巷：祭祀“水”与“庸”（与墉同）的典礼，《礼记》有记载。“水”即隍，即池。“庸”即城，古代的城墙濠沟，是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防御工事，所以古人造神以祀之，称城隍。成都有三座城隍庙。郡城隍庙（即府城隍庙），在东大街，街未以庙命名。成都、华阳两县各有各的城隍庙。城隍庙街的城隍庙属华阳县，成都县的城隍庙所在地，则称城隍巷，以示区别。
报恩寺街：即宋公桥街，又名茗粥街。[明代]初年的大文学家宋濂（字潜溪），曾经教过太子和诸王读书，他是宰相李善长的亲家。后因李善长出了祸事，宋受株连，判为死罪，后得到马皇后的解救，谪贬四川夔州，不久遂死。蜀王是他的学生，将宋濂的尸体迎来成都，葬于静居寺侧，并改静居寺为报恩寺（又称潜溪祠）祭祀宋濂，以表学生报答师恩的诚意。[清代]，为华阳县的书院。号潜溪书院。有小桥，称宋公桥。桥头有不少慈善人家施茶，施稀饭，故人们又称之为茗粥街。
昭忠祠街：昭忠祠是[清代]专祀内外各战役中死烈的文武官吏的祠堂，经朝廷批准，才能入祠。
忠烈祠街：忠烈祠建于[民国]初年，是专为纪念辛亥革命、保路运动中牺牲的烈士而设的祠堂。当时的**府设有“稽勋局”，负责调查审核，合格者才能入祠。该祠由专制时代的“会府”改建。会府是省城的大官们聚会朝拜皇帝的地方，供奉着木刻九龙牌位。上写：“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十一个金字。是街旧称会府街，后改称忠烈祠街。
奎星楼街：中国的旧星象家说，奎星是“二十八宿”之一，一共有五个星点，经常疏散排列。如五星相聚，则为文教昌明之象。又说，北斗七星，第一颗称魁星，所以科举时代中了状元，谓之“大魁天下”。“奎”“魁”读音相近，于是奎宿与魁星也分不清了，奎星楼，魁星阁也成了一回事。“魁”从斗、*声，是谐音字。于是世俗塑造的魁星佬，都是凶神恶煞的*象，还手持朱笔，摆出一副点状元的架势呢！
惜字宫街和字库街：北齐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说：文*是“古圣贤心迹”，所以字纸不可秽用，废弃的字纸，应于焚化，可见敬惜字纸的风气，由来已久。惜字宫是供奉传说中的汉字发明者仓颉的庙宇。焚化字纸，别有字库。惜字宫街和字库街，皆因此得名。
放生池街：佛教信徙讲究放生，以修来世。他们购地凿池，将水产动物放生于池内，让它们自由成活。放生池外筑墙高隔，前面的街墙上有石刻对联：“放乎中流随物性，生之者众见天机”。池上亭榭的联文是：“荷芰夏尤佳，淼淼漫漫三十庙；龟鱼晓无数，堂堂策策百千头。”池今已平。
黉门街：黉门是学宫，旧时称士子考上秀才为“身入黉门”。[清末]停科举，两湖总督张之洞怕传统的国家从此衰废，奏请清廷的文化较高的省份创办“存古学堂”一所，取秀才应考，八年才得毕业。四川省在成都南门外买得杨昭勇侯赐等为堂址，招生开学，命这里为黉门街。[民国]改“存古学堂”为“国学院”，待亦易名为国学巷。
慈惠堂街：慈惠堂创于清雍正十三年（年）。堂门有全金大匾额，为“慈惠堂”三大字，是省会办的慈善机关。有田数百庙作为办堂的基金，*府每月有津贴，收养孤贫四百余人，以一候补道员负责主办。[民国]十四、五年（～26年）间，改官办为绅办，于是恭请“五老七贤”中的尹仲锡先生为总理，全权负责承办。尹承办二十多年，采取措施变单纯消费机构为若干个生产机构，在原来的基础上，创造出价值百万元以上的财产田八千亩，街房无算。抗日战争中，纳养沦陷区的难民、难童以及弃婴达八千余人，尹先生劳瘁至死。之所以把这条街列入以祠庙命名类，是因为堂创立以前，是一道观，庙内塑有灵官神像，俗传极为灵验。凡遭纠纷事件，官府还判不明息不了的官司，只要说一声到灵官神前*咒，无理的人惧怕神仙显灵，便默默认输了。
帘官公所街：科举时代，各州县学子赴省城考举人，谓之乡试，[明代]初年的正副考官，是聘请名士担任，官职高低，在所不计。以后认为这样不够威严隆重，便由皇帝钦差大主考、副主考，赴各省主持乡试。虽然主考官不管行*事务，专阅试卷，决定去取，但是像四川这样的大省，有一万多名考生，连试三场，各作文十三艺，如此大量的试卷，断非两位主考官在个把月内可以看得完的。这就必须有同考官先行分阅，选拔优异的文卷上呈，谓之“荐卷”。正副主考再就“荐卷”审阅，然后会同公议，择优录取。这些同考官，是从外地“实缺知县”中，选择资历高、负文名的人，临时调来当差的。到省城时，便招待在帘官公所内，由总督对他进行一次考试，从中选取内帘官十三房，专阅试卷。外帘官无定额，负责办理收卷及校对、誊录（考生的本卷初不直呈，必由外帘官雇人誊抄一道，以免考官从字迹上认出是何人的试卷而循私舞弊）等事务。那第这些考官为什么称为帘官呢？因为考官进场阅卷以后，便垂帘与外界隔绝，免生弊窦，因而称为“帘官”。帘官公所用现代话说就是接待考官的招待所。
燕鲁公所街：河北省简称燕（亦称冀），山东省简称鲁，燕鲁公所是在这两省合建的会馆。规模较大，式样也好。[清代]，皇帝派来主持乡试的正、副主考官到成都，地方行*官员为他洗尘、饯行和做生，都在这里举行。迎、送倒容易理解，为什么还做生呢？未必每科的正、副主考官统统都生在那一个月内吗？这里面有个公开的秘密。那时，凡是钦差大臣，不管是从成都过路，还是专程来省内查案，公毕回京，地方上的大官们，都要送他点礼，塞他点包袱，望他回奏时说些好话，这叫“包荒”。那么，只管审卷衡文的主考官，不问*下，地方官怕他什么呢？怕就怕在他官衔上带有“钦差”二字。他虽不问*事，但回京后必然要向皇帝销差。万一皇帝随便问起：“你们把某省的民情吏治所见所闻奏来我听。”这中间是否公道正直便难说了。所以，便借做生为名，馈送寿礼。据说每人所得也不过几百两银子，但比过年时给灶王爷敬麦芽糖，请他“上天言好事”所花的钱要多得多了。
江南馆街：前清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归一个总督管辖，称谓“江南总督”。因江苏并不在长江之南，又改称“两江总督”。但江南之名，流传既久，所以三省人合建的会馆仍叫江南会馆。开始时，三省会馆各了各，这条街便叫三道会馆街。以后合为一所，统称江南会馆，街也因馆而易名。过去本省的人不能做本省的行*官员（武官则可），叫做“避籍”。人死外乡，必归葬故里。一时不能归葬，只好将灵柩停放在会馆里，有的停放达十年之久。所以经常有会馆闹*的传闻，而又以江南馆最甚。各个会馆都要选本省历史上乡望最高者当神供奉，有的不只一尊。如山西馆供关羽，燕鲁公所供孔、孟二夫子。而江南会馆的神位极多，戏台多达七座，随时都在办神会──演戏。名谓乐神实为乐人，冠盖云集，在成都堪称“冠*”。光绪（5～）年间，江苏盱眙人吴棠任四川总督，特遣人从江苏昆山训练一部唱昆曲的科生，来成都供官场宴乐，号“舒颐班”，取开口而笑之义。这个班子以后便永远留在成都，与川剧融合，对川剧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湖广馆街：即现在的东风路二段。年前的智育电影院，就是这个会馆改建，今为红旗剧场。
陕西街：为陕西会馆所在地。[清代]以来，四川的大商业，多由“陕帮”垄断，财力雄厚，会馆宏敞，街道也宽。今馆废，街亦因不在交通线上而冷落了。
贵州馆街：贵州省以贫瘠著称，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之说，所以会馆也小。后来贵州人李世杰、丁宝桢先后任四川总督，为了争体面，对旧会馆扩而大之，戏台、耳楼都盖得很精整。辛亥革命时，巡防*哗变，四川藩库所存的几万两白银，遭乱兵洗劫。**府成立，尹昌衡任都督，经费无着。川剧名旦杨素兰，捐田六十庙助*。当时的袁世凯*府，曾颁发勋章（嘉乐章）表示奖励。杨素兰受勋之日在贵州馆演出《游园》。尹都督多喝了几杯，竟将杨拉下台来，迫其伴酒，台上台下，一片喧闹。警察总督杨维认为尹昌衡失仪，扣他一个月的薪俸，作为处罚。
天祥寺街：天祥寺供奉的是文天祥。广东沿海一带，是文天祥抗击元*之地，蜀人也建寺庙祭祀，使我悟得浩然正气的人物，如苏东坡所说：“其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无乎不是。”祀文天祥的祠庙，北京和外地称“文丞相祠”。“文信公祠”，或“文忠烈公祠”，唯独成都直呼“天祥”，更显得亲切。川主庙街：各省各地皆有“土主庙”，奉祀开辟本土有功的或附会与此地有关的名人。四川许多地方奉大禹为“川主”，重庆为古巴国，祀巴满。成都的川主庙则祀李冰。
小关庙街：成都的关庙不少，少城内更多。在大城除山西馆奉关羽外，还有老关庙和小关庙。过去*人强占庙产变卖，把老关庙卖给豪家建宅第，改老关庙街为玉泉街，取《三国演义》“关云长玉泉山显圣”之说以留痕迹，故今仅有小关庙街了。
玉皇观街：原是道家的庙宇，供玉皇大帝，很宽广。[清末]办学，往往利用庙宇改建。“客籍学堂”就是利用这所庙宇改建的。当时各省的府厅州县都在办学，学生各以其籍贯就学。省城的大官都是外省人，所以特办一所客籍学堂，收少爷公子们读书。后来改名“宾萌学堂”。“宾萌”二字出自墨子，“宾”训宾，“萌”训民，较“客籍”典雅。这个学堂民国初年停办，又在此地创办四川省立第一中学，后迁到少城西胜街新校舍，此外又办宾萌公学。宾萌又停，改为尚志学院。现在是市二中的校址。
马王庙街：马王庙在成都之所以有点名气，是因为门首有一副很精彩的对联。联文是：卜王道其昌乎，歌天马来从西极；此房星之精也，有苍龙见于东方。
文殊院街：旧佛院毁于明末战乱，[清代]逐渐恢复。[清末]罗思举任四川提督时，以护法神自任，募款大修，四十八根大石柱，从淮州（金堂县淮口镇）运来，因城门窄狭不能通过，在此门城墙拆豁口，才得辇入城内。文殊院石幢上刻有罗思举的名字，因风化看不清了。这座庙可算是成都保存下来的最完整的一座佛庙。
三圣街和三圣祠街：四川人崇敬刘（备）关（羽）张（飞），偏州下邑，都建有庙。省城旧时还有三义庙，在提督街，也是奉祀刘、关、张的。
张爷庙街：张飞是杀猪匠出身，出自[宋代]平话。《三国演义考证》一书，更有详细记载。所以各乡县的屠宰行业，都建有张爷庙，专祭张飞。成都的张爷庙也是屠宰业所建。
坛神庙：旧时里巷，经常有“庆坛”（庆乐坛神）之典，男觋、女巫，持幡跳掷，以湖南一代最盛行。坛神庙与其它庙观不同的是，庙内没有塑神像，用大红纸一张，写了一些神名。据说祖师为赵公明，出自《封神榜》，所以有赵玄坛之称。
成都街名典故(5)－－以河、塘、池、沟、桥命名的街道
万里桥：李冰修都江堰，把内江两大支流郫江、检江导于成都之下，二江之上，修建七座桥，一日长星，二日员星，三日玑星，四日夷星，五日尾星，六日冲星，七日曲星，上应北斗七星，统称七星桥。万里桥即长星桥，又叫笃泉桥（俗称南门大桥）。因诸葛亮遣费韦出使东吴，饯之于此日：“万里之行从此始”而得名。古时是成都通嘉州（今乐山市）经叙府（宜宾），下重庆，入长江，通往江南的水路码头。从唐人“成都与维扬（州），相去万里地，沦江东流疾，帆去如鸟翅。”（岑参）“万里桥边多酒家，不知客向何处宿”的诗句中，不难想见桥上桥下的繁茂景象。“万里桥边女校书”，女诗人薛涛曾在此居住过。现存的桥，是清康熙五十年（）重修的。光绪二十八年（），曾大加培修。开桥之日，由文、武两状元踩桥（即剪彩典礼）。文状元赵以炯（贵州人），当时适逢乡试（考举人），钦命赵为副主考官来成都。武状元童中和（天津人），时任督标中*官（即总督衙门副官长），一时传为佳话。
星桥街：新莽时，改汉制郡守为卒正，改蜀郡为导江，公孙述为导江卒正，据成都称帝。南门大桥（市桥）为七洞，上应七宿（日、月、金、木、水、火土）又称七星桥，称号为星桥。汉光武帝（刘秀）为统一汉室大业，遣师征讨，自广都（今广汉）进逼成都城下。公孙述拒战于星桥，阵陷述亡。马援曾讥诮公孙述不识大局乃井底之蛙耳。望江楼公园崇丽阁长联“鸣井底蛙”句，即言此事。
九眼桥：明万历二十一年（）于一龙任四川布*使时，修建于两江汇合处，其西为古合江亭、迥澜塔等名胜，是古人送别之所，宋、元人留下不少诗作。亭、塔毁于明末战乱之中。[清代]初年，仿照合江亭的结构，向东迁移一箭之远。光绪年间，增建崇丽阁。后又配上薛涛井，枇杷门巷等有关薛涛的古迹，形成今天的望江楼公园。
万福桥：唐僖宗乾符三年（）高骈增筑罗城，引郫江水绕城北向东汇合，现名府河。桥址在今人民北路大桥附近，建于[清代]光绪十三年（），桥头有“万福来朝”匾额，故名万福桥。另有一说，言附近有一佛庙，号净众寺，建于[宋代]，内有张益州张方平，制益州有惠*，人民画像祀之（见苏洵《老泉集》）。后改为万佛寺，再改为万福寺，桥因寺得名。
猛追湾：府河从万福桥向东，经清远桥（后名迎恩桥、大安桥，相当今天一号桥的位置）南下转弯处叫猛追湾，传说是张献忠起义武装，受大慈寺和尚兵追赶而得名。
上莲池、中莲池、下莲池、小淖坝：均内江断水后，因地势低洼留下的池塘，曾种过莲藕的，叫做莲池，今只留下街名。
锦江街：街不临锦江，为何以锦江命名，岂只因成都人对此美名有所偏爱？唐德宗贞元六年（）西川节度使韦皋，曾从西城内引水，凿解玉溪，因临溪而得名。
玉沙街：濒临解玉溪，有玉器作坊，取溪水夹带的泥沙解玉，故名玉沙街。白家塘、王家塘、子龙塘、均是解玉溪干涸后留下的池塘。
玉带桥：解玉溪转弯处，其形如带，上面建桥，名玉带桥。
金河街：唐宣宗大中七年（）白敏中任西川节度使时，浚内江，由城西南角入城，取五行西方庚辛金，金生水，名金水河，简称金河，街从河名。街建有金河上的第一座桥，名金花桥。经十八座以石为拱的桥梁入府河。
半边桥：金河上的桥，位于大城与少城之间，以桥心为界，各占半边，故名。青石桥：旧名龟化桥，因系青石建成而得名。保路运动中，同志*从此街出发，攻进督院。
东西御河沿街：明初，康太监奉旨入蜀为朱椿修建蜀王府（皇城）。在其周围，挖土筑城，疏导河沟，外通金河，内边摩诃池，河面甚宽，建造皇城时，可运木料砖瓦。王府既成，内廷生活所需，可由船运入，此即御河。明亡藩废，[清代]三百年，王府改为考举人的试场──贡院，水道淤塞，逼近御河的街道，称御河沿街。御河上建桥十座，各有美称。河废，桥渐拆掉。平安桥街，以城西的平安桥而得名。成都的天主教堂首建于此。现桥废街名仍留。
沟头巷：康太监修皇城，高垫地基，隆然居于中心。每岁大雨，流水四溢，有明渠暗沟宣泄出城，使城内免受洪涝之害。年久失睡，到了[清代]晚年，涝灾日益频繁，光绪年间，湖北人刘心沅（翰林、书法家）任成都知府，考官课，以省城如何排水为题，策问考生，命各抒己见。其中一份考卷言，正对书提督衙门的“狗头巷”为“沟头巷”之讹。沟头巷下面，是地下排水暗沟开头之处。成都要免涝灾，必从沟头开始疏通整个排水系统。刘知府采用其说，由主管其事的提督，每年冬季派遣*工、彻底疏通。验工时，士兵要从沟头爬行出城，才算竣事。后来*风不整，此役便废，城内又闹起水灾。
九龙巷：城内地下排水渠道，从沟头巷出去，便分为九支，号称九龙。其上面的巷道，叫九龙巷。
落虹桥街：在东较场附近，是排水系统沟上面的一座桥，如彩虹落地，形容桥昌之美观。华阳县常在此处决犯人，世俗便讹呼为落*桥，街亦因之冷背了。桂王桥：位于落虹桥之西，再西为梓潼桥，双庆桥，总汇桥、状元桥、通顺桥，以至青龙街的青龙桥，桥都随排水沟渠的淤塞，早已无影无踪，唯留街名，供人了解过去市内沟渠的分布和变迁情况。
南虹桥街：南虹是上海的地名。抗战时期，南虹艺术学校由上海迁来成都，仍名南虹艺专，桥与街皆以南虹命名。
水津街：津即渡口，此街是市区通向两江汇合处要道，故名。旧日成都的烧柴，主要靠岷江漂远，于是这条街成了成都的柴市。夏季水涨，漂运便利，柴价较低。冬末春初，江水干涸，柴价暴涨，以“升升米、把把柴”为生的贫民深受其害。
成都的街道趣聞
梓潼錯訛半世紀
樹德巷與樹德里分男女
兩條芙蓉街獲新名
“神秘”的五塊石
梓潼错讹半世纪－－成都有3条街均把街名写成“梓幢”，变成了梓幢街、梓幢正街、梓幢桥西街，其实这梓幢的“幢”宇，是误笔，应该为“潼”字。
查阅志书地图得知，冠以“梓幢”的街名，在清同治《成都县志》和晚清《成都通览》均记载为“梓潼”，并无所谓“梓幢”的街名。但到了年，当时的《成都城区图》上就出现了梓幢街、梓幢桥街，从此，梓潼就误为了梓幢，算起来变讹已达半个世纪之久!
梓檀与梓潼的意思迥然不同。梓幢为木名。而梓潼却是东汉时期的一个郡名。究其变讹之故，年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国难当头，一人写错众人仿效，谁又有空闲和心思来更正呢?街名取为梓幢不可理，梓幢与梓潼意思又相去甚远，这与成都素来“好文”的民俗不无相左，令人遗憾。鉴于此，成都市地名办公室年正式把三条街的“梓幢”更名为“梓潼”，恢复了历史本来的面目。
树德巷与树德里分男女－－在成都宁夏街西侧，有两条小巷，一条是树德巷，另一条是树德里。以前，小巷西边有两寺，一名欢喜寺(又名喜禅寺)，一名西来寺。1年，国民革命*29*副*长孙震在成都兴办私立学校，先后捐资办了4个小学。年第一班毕业，需升初中。为了使莘莘学子能继续读书，于是在三小的基础上开办了树德初级中学，分男女生部，女生部在树德巷、男生部在树德里。欢喜寺和西来寺随之被划入树德中学校园内。解放后，男女生两部合并，年改名为成都市第9中学，年恢复树德中学校名。由于两条小巷系树德中学男女部所在地而得名，故巷名一直沿用至今。
两条芙蓉街被更名－－成都有不少别名，“芙蓉”城著称至今，历代诗人题咏不少。而且，历史上成都确有两条街道称为芙蓉街。一条是现在的陕西街。明代时，皇城东侧遍种梨树，两侧种木芙蓉。形成街道后，分别以梨花、芙蓉命街名。年，旅川陕人为祀奉祖光哲贤，议事会商，听戏赏玩，便修建了陕西会馆(现蓉城饭店处)。他们为了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凡遇到小孩便给点小钱，教其唤此街为“陕西街”，久而久之，约定俗成，陕西街遂因馆得名，而“芙蓉街”之名却鲜为人知了。另一条街就是现在的帘官公所街。清代，成都知县张人龙比较重视教育，便筹资购民房，建立了成都芙蓉书院，街名也因此而叫芙蓉街(暑袜北街附近)。芙蓉书院后来迁至青龙街。原院址也改为帘官公所，即乡试监考官和阅卷官的住所。为表示他们不与外界接触，“不开绿灯”，门口垂帘办公，以杜弊端，街名也就改作帘官公所街了。
“神秘”的五块石－－成都有两条异地同名的地名“五块石”，一个在火车北站立交桥附近，一个在青羊宫东南。前一个“五块石”是因为五块条石铺成的桥而得名，而后一个则被传为是因古蜀国墓志而著称。
清嘉庆《四川总志"山川》载：“五块石，府城南二里。”今石已不存。成都由内湖变成平原，石头稀少，需从百里以外运来，古蜀交通困难，石头就更显得珍贵。古蜀“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这种墓志石其实就是显贵的象征。也许，这可以为五块石是古墓志作一佐证。据四川省各市县(地名录)来看，省内尚有双流、宜宾、营山、达川等县市存在“五块石”地名，成都的五块石不会是孤立或偶然的现象。
五块石的“五”，在古代是一个神秘的数字。“五”字音通”无”字，五、无均有极意(最重、最大数)。西周典籍以五为极数，如“五刑”、“五礼”、“五声”等，具有复杂内容和辩证法因素的五数密切相关。古蜀传说中能屙金的“五石牛”、大力士“五丁”，都是神奇之物。可见，墓志石不用四块、六块，而用五块，说明了古蜀人对五字的偏爱，乃至崇拜，从而赋予五块石以神秘的色彩，引起后人对先人的敬仰和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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